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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经有上百公里，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而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向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的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经与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如果毛泽东走萧克的那条路，朱毛红军就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

“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

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万安］、遂［遂川］、汾［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3）周［周浑云］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薛岳］路抽集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李，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西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

十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军委

二十六日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梁，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梁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梁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时，他对军中的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梁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梁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迳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迳、百顺、长江圩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二十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迳，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三天以上。

黄国梁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二十七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梁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乘骑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梁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

二十七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

二十八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梁，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厚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在厚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厚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梁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厚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持要与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梁只好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厚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梁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犯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梁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地对着黄国梁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梁，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

二十九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庾、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六十二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庾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二十一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来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判断上的误导，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

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力，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键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饬知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键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所以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

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合股已成事实，燎原之势既成，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徼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万县］东，以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势成不至。”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力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搀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力么？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么？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搀。”《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搀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现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一旦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

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一九二八年参加农民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第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一营，并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旁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余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的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刀，排成四路，疾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又选出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泅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曾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一旦敌人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将是一场血战。

曾保堂也没睡，但一夜无事。

第二天上午，哨兵抓到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晚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也就是说，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几个从镇子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去四十多里。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是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一营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但是，究竟四十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保堂因此作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入镇子。曾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

第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经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生产的“再生弹”，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一般。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有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飚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

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十一月六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兴安］、全［全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全州西进。按照这个判断，蒋介石做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二十一个师，组成第三、第四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星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也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

十一月六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想法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诸广山北麓和耒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麓。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的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的路回到中央苏区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地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

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

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七十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沾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边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然而，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二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然而，电报发出之后，军情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

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梁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心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

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建议先派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

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