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第2501-2550行） (51/371)

在禄劝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干部团。充满旱烟味道的小屋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对抢占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强渡金沙江，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已经渡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单独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政治八连。政治八连全部由中央红军中年轻可靠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并且全部是干部，有连队指导员、副指导员和政治干事，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换上国民党军的军装，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急促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是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因为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疾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一个名叫沙老树的地方，先头营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胖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为红军提供船只。胖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往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北返渡江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皎平渡是金沙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四川和云南两省往来的盐巴、粮食、皮革、金银、药材都要从这个渡口通过。从皎平镇到江边的渡口一路下山，两边全是峭壁，一不小心就会从山路上滚下悬崖。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干部团的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红军宣传员们说：“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现在你们帮助红军，以后红军胜利了给天下的穷苦人分土地。”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三条船。

和当地的船工讲好价钱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是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再说。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的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出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因为他和他的官兵被告知，如果当了红军的俘虏一律会被砍头。只是，刘元瑭的官兵也不知如何是好：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然而，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所以，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的手下都是江两岸的农民或船夫。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下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

中央红军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都已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路边的高地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小小的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的后梯队跟上来了。为了夺取通安县城，干部团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快速行军。山路的一面是万丈绝壁，川军不断地从山上向下射击，不少干部倒在山路上，但是队伍并没有停止前行。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的阻击更加猛烈，刘元瑭几乎投入了他所有的部队，数团的川军阻击着一个团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肉搏战中，刘元瑭手枪团二连连长被红军的刺刀刺死。红军的冲击部队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瑭身边，刘元瑭立刻下达了撤退命令，率领残部仅四百多人向会理县城逃去。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都已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仔细查看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第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跟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如果部队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已经奔走了数百里的红军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江边观察，晚上便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将数万人渡过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外加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江后，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官兵一齐喊，让第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他们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忘掉。红军官兵们坚信，无论还要奔袭多远的路途，终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能够到达让他们尽情欢笑与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名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门渡口遇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会后，军团长董振堂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

……

追击而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

阻击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原来的番号也是第十三师。

虽然两个第十三师在数天内进行了数次战斗，但是国民党军始终没能突破红五军团的阻击线。

五月四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从皎平渡口大规模渡江。蒋介石对追击行动进行得十分迟缓的国民党军火冒三丈，他接连发出一封封电报，告知国民党军各部队将领：“须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绝非革命军人应有之心理。”同时，蒋介石根据一份避重就轻的情报，给国民党军三十八团代理团长袁镛发出一封“严禁士兵声言与红军无仇”的电报。小小的团长承蒙委员长亲自电示，不敢怠慢，袁镛立即把电报内容向各部队作了详细传达：“……据报各军多有兵声言我等与匪无仇，如匪反攻不战而退，至后有好处，有白米饭吃等语。希即立饬注意严禁，并设法训诫……”

龙云接受了贵州的王家烈被蒋介石搞掉的教训，在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到达昆明城下的时候，他虽与薛岳拜了把兄弟，但却用蒋介石刚刚赋予他的“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的权力，下令中央军不得进驻昆明——蒋介石要龙云对中央军“不必客气”，龙云这次果然没有客气。由此，薛岳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密告龙云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怕是与罗炳辉之间也有往来。

最终完成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金沙江。

最后一个过江的三十七团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总参谋长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边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北岸烧毁了所有的船只。

坚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三十块大洋的奖励。

七条船中有一条船被确定是船工自己的，红军给了这个船工八十块大洋作为补偿。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抢渡金沙江的时候，自四渡赤水后便离开了红军主力的第九军团也在抢渡金沙江。这支红军部队的渡江地点是皎平渡口以东约三百里处的巧家。

被红军官兵称为“掉队掉大了”的第九军团，在中央红军中是一支新部队。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以红三师和红十四师为基础组建。遵义会议后，部队由两个师缩编为三个团，实际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师。因为队伍小，机动方便，因此他们自乌江边重返黔北的大山中后，蒋介石始终无从判断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脱离出来的这支红军到底要干什么以及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三月下旬的时候，由于佯装红军主力在黔北与敌人周旋的时间太久，当第九军团赶到乌江边的时候，那里的浮桥已被拆掉。眼看着红军主力远去，第九军团在瓢泼大雨中陷入困境：追赶主力已经不可能，而身后五倍于己的敌人正向乌江岸边压来。中革军委的电报很简单：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可是眼下的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走才相对安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往回走出约二十里，然后转向西北方向迅速脱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