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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第2451-2500行) (50/371)

滇军的调离使中央红军突然发现一个绝好的机会: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的前锋没有了,其他国民党军距离中央红军还有好几天的路程,而龙云的调动使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兵力空白,中央红军自南向北迅速穿越云南东部抵达金沙江边的条件已经成熟。

虽然没有等来安恩溥旅,但是为了中央纵队顺利通过沾益和曲靖,红三军团一部向被围困的沾益县城发动了攻击;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一部和红五军团三十七团也作出了攻击曲靖的态势。

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安全通过沾益与曲靖之间的公路。

中央纵队刚一通过,周恩来就发现从公路上远远地开来三辆卡车,车上还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部队伏击了这三辆卡车。押车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副官。周恩来对这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副官进行了简单问讯,这才知道卡车上装的是龙云送给中央军的礼物。上车一清点,让周恩来十分惊喜:除了十箱名贵的云南白药、大量的普洱名茶和宣威火腿之外,还有十张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作战地图——对于中央红军来讲,缴获地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原来,这个副官是薛岳派去昆明面见龙云的,因为他的部队需要云南的作战地图。龙云本来准备用飞机送去,可是飞行员生病了,于是临时改用汽车。也许是因为这些地图太珍贵了,红军对这位国民党军副官给予了宽大处理。多年后,这位副官对自己的这次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在昆明没有得到红军已经沿着黔滇公路西进的消息,听到向汽车射击的枪声后,才知道进入了伏击圈里。幸运的是,汽车驾驶室前的玻璃虽被子弹击碎,但鄙人没有中弹负伤,而且蒙官兵积德,免除一死,盖红军宽大恩情也。”

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到达寻甸,在一个名叫哨口的村子里宿营。

中央红军走到这里,似乎来到一个岔路口,因为这里南距昆明和北距金沙江的距离几乎相等。

之前,中革军委接到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电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立即改变原定战略,迅速脱离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意味着中央红军立即北渡。而所谓“原定战略”,是指中央红军不能实现北渡长江时,暂在川滇黔边区活动。

是日晚,中央红军在哨口村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作战参谋孔石泉和王辉报告今晚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宿营地点,然后由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曾希圣汇报对敌情的估计和判断,之后会议开始对中央红军如何抢渡金沙江发表意见。

毛泽东不同意经东川渡过金沙江,理由是:一、虽然敌人已经放弃在宣威、威宁一带围歼红军的计划,但是十多万滇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而且回援的速度很快。宣威距离东川不远,或者说,东川距离正在回援昆明的滇军不远,一旦敌人发现了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意图,会对红军造成巨大的威胁。二、原定的我军一部南下佯攻昆明、大部北出金沙江的计划是主动行为,滇北多山,民情封闭,滇北的元谋距离金沙江很近,对我军安全渡江十分有利。毛泽东让参谋吕黎平在刚刚缴获的云南省地图上标出了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从现驻地到达金沙江边的龙街、皎平和洪门三个渡口的行进路线和距离。然后毛泽东作了说明:自攻打遵义以后,红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经把蒋介石的追击部队甩在了侧后。但是,蒋介石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而来。其前锋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距离红军后卫部队第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现在,金沙江两岸没有敌人正规部队防守,这使我们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有了实现的可能。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应趁金沙江沿江敌人布防空虚、尾追之敌尚有一段路程的时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接着,毛泽东详尽阐述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具体部署和作战原则:第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西进至元谋,然后迅速向北,抢占龙街渡口;第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和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其前锋,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五月三日前抢占上述各渡口,收集船只准备渡江。红军先头部队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红军若能在五月三日前抢占龙街、洪门、皎平三个渡口最为有利。万一敌人发现红军的意图追击而来,能占领三个渡口中的一个或两个仍会不失时机。最忌的是,滇军得到消息,先我到达江边,下令把各渡口的船只烧毁或撤到北岸。因此,各部队要不怕疲劳,务必在四天之内赶到金沙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关系全军胜败的关键一步。第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营进至寻甸以南的嵩明附近徉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以为我军准备攻占昆明,其主力随后向西北方向跟进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

与会同志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

毛泽东的判断是基于对敌情的分析。

有证据显示,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有破译蒋介石电报密码的能力,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及时获取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在敌军重重围困中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来讲,是能够绝境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贵州转战于赤水河边的那些日子里,如果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红军就不可能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围剿”缝隙中成功地来回穿越移动。

当时中央红军中有个情报局,又称二局,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二局的红军干部,大多是在情报工作方面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还有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以及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李克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苏联接受过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中央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作战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很原始,因此几乎国民党军的每一封作战电报都能出现在中央红军的指挥部里。甚至有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接到电报,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就已经先看到了。随着国民党军对保密工作的加强,红军也在不懈地改进自己的破译水平。至少自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踏上长征的征途以来,国民党军方的电报依旧频繁地被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所获取。

蒋介石对红军破译国民党军作战电报的能力已经有所察觉。尤其是在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一名参谋不慎被俘,滇军在他身上搜出了已被破译的国民党军的电文。电文送到昆明,龙云大吃一惊,立即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紧急电报:

急。

贵阳蒋委员长钧鉴,曲靖薛总指挥、宣威李军长勋鉴:

竭密。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瑞金人,现解省审讯。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如所趋避。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抑以他种技术译出,并此后宜用何法通信,方免泄漏。特先报闻,详情续达。

龙云。冬末机印。

蒋介石立即回电:

特急。

云南龙总司令:

冬末机电悉。良密。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请兄就近编发密本,照此办理。盼复。

中正。江巳贵参一印。

不知道龙云和蒋介石的这两封往来电报,是否依然被中央红军所截获。

四月二十九日,从贵阳飞抵重庆的蒋介石发出两封重要电报。类似的电报以前蒋介石发过多次,只是这一次抬头更加复杂。复杂的抬头足以说明因为全国的红军都已处在移动中,蒋介石索性决心把他所推崇的堡垒政策推广到全中国,他要求各地的国民党军对修筑式样统一的碉堡要“忍痛奉行”:

武昌行营张[张学良]主任、省府张主席,汉口绥署何[何成浚]主任,长沙何[何键]总司令、省府何主席,巴县刘[刘湘]总司令、省府刘主席,贵阳薛[薛岳]主任、省府吴[吴忠信]主席,昆明龙[龙云]总司令、省府龙主席,长安杨[杨虎城]主任、邵[邵力子]主席,兰州朱[朱邵良]主任、省府朱主席,西宁马[马麟]主席:

贻密。查江西剿匪胜利,得力于封锁者居多。从前徐匪窜川,南昌行营曾制有川、鄂、陕、甘封锁匪区办法颁布,惟各省多未切实遵行。本委员长此次入川,详察匪情,认为朱、毛流窜川、黔各省,既无固定地点可资封锁,即徐匪近来放弃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老巢,西向窜扰,原颁封锁办法今已不合实用。兹规定在详细封锁办法尚未改正颁布以前,各该省军政长官应速督促邻近各县,并村筑寨,辅以碉堡,一面遵照前鄂豫皖总部所发之民团整理条例,组织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充实自卫力量。匪至则将人畜资粮完全集中于碉寨内,死守待援,实行坚壁清野,与匪断绝交通,使匪无可掠夺之物财,无可裹胁之民众,行之日久乃自消灭。此其前清曾文正、李文忠剿灭捻匪之良法。南昌行营师其用意办理封锁亦著大效。仰该军政长官务须督促奉谕各该县忍痛奉行。各省政府应速将该省应筑碉寨之县份查明电复,以凭察夺。一面令各该县将应筑碉寨之地点,需用之经费、材料,迅速筹办,依法赶筑。碉寨图样另行颁发,仰并知照。

蒋中正。艳末川行参战印。

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龙云的,他授权龙云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尤其是指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候“不必客气”:

限即到。

云南总司令龙:

俭戌机电悉。良密。匪窜元[元谋]、武[武定]渡江,殊为可虑。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中[蒋介石]前令川军郭勋祺部开赴鲁甸、巧家,乃为就近协助文辉会理部队,以防堵金沙江北岸也。已饬该部整饬军纪,兄可无虑。至入滇之湘军及各纵队,仍请兄就近直接指挥,以免往返误时,不必客气。并已电令伯陵[薛岳]前进,一切遵兄命而行矣。如需严定任务或限期,可以中之名义发布之。此间已加电各部遵照。

中正。艳戌侍参筑印。

龙云在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的同时,还收到一封署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在这封电报上的批示是:“此文符合西南利益。”

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彝名纳吉鸟梯。一八八四年出生于云南昭通炎山。他的父亲纳吉瓦蒂在四川凉山拥有奴隶主身份,但龙云出生后因为父亲病逝家境开始衰落。少年龙云长期流浪于云南的昭通与四川的凉山之间,金沙江两岸的险山峻岭使他拥有了圆滑强悍的性格。辛亥革命爆发后,龙云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后来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领导人的朱德成为同班同学。一九一四年彝族青年龙云从讲武堂毕业,担任滇军护国军都督唐继尧的侍从副官,并开始一路青云直上,直至一九二八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总指挥。

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之后,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中央红军还在贵州转战的时候,他曾就红军的走向与部下商讨,部下们有两种猜测:一是红军要到富裕的四川去;二是红军在四川过不去长江,很可能要绕道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龙云宁可相信前一种猜测,他害怕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的这种担心和害怕,是他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贵州的主要原因——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在云南边界地带修筑起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不打怎么应付蒋介石呢?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那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所说的话是确切的。如果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那就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云南用不着与红军动武。

龙云正在左思右想,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就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

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从边界调回的命令。但是,接着传来的消息说,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第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要掉过头来,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第一师为右翼,第二师为左翼。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在给干部们交代任务时说:“看看你们谁最先进城。”第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官兵不断地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变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二营的装扮引起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都没有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直到吃饱了的红军官兵高喊一声:“同志们!”豪绅们这才恍然大悟,因为国民党军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称呼。之前,豪绅们甚至还主动强征了挑夫队,于是红军不得不向挑夫们说明身份,同时宣布:愿意留下为红军服务的每天给五角钱,先付半个月的工钱;不愿意的,每人发给一块大洋回家。结果十有八九的挑夫愿意留下跟着红军走。

占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一直到达距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踪影。红军打开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和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和“占领昆明”的标语。同时,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通过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一个散发着淡淡的法国风情的城市。”曾有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昆明。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省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成为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生活情调,都弥漫着宁静的欧洲小镇的气息。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之际,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