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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报载杨森将衔新命，现此种新命已经发表。十五日蒋委员长自昆明来电，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四旅，归其指挥调遣，借以巩固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防务，保障川南。蒋委员长原电中，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现杨森氏已遵命就职，亲赴大渡河积极设防，准备予匪以迎头痛击。

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全都位于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以东方向，蒋介石把防守的重点并没有放在从冕宁向北的安顺场，这说明他依旧不相信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会选择与石达开完全一样的旧路。

对于川军杨森，毛泽东并不熟悉，与杨森熟悉的朱德说，蒋介石的这个任命是“一石两鸟”，既考验了杨森对他的忠诚，也可借此机会拉拢杨森，促使杨森率川军与红军血拼一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一定会避免走石达开的旧路，毛泽东对这样一种心理十分清楚；但是毛泽东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根本的原因是他收买的那个彝族土司背叛和出卖了他，不然清军也无法顺利地通过彝区来到大渡河边。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在给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送行时，毛泽东特别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与其说是打仗开路，不如说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如果红军模范地执行民族纪律，取得彝人的信任，抢渡大渡河的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为此，毛泽东特别命令十九岁的萧华带领一支红军宣传队跟随先遣队一起行动。

如果不是严峻的军事形势所迫，中央红军也不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既然走到了这里，就要坚决地走下去。

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绝不是石达开的太平军。

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毛泽东深刻地知道这一点。

但是，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蒋介石绝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这就是历史得以生动的原因。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工兵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这使得红军官兵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前面有一队男男女女向他们跑来，而且无论男女一律赤身裸体，这使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既紧张又惊讶。这些自称来自外省的过路客商说，他们遇到了彝人，不但东西全被抢光，连衣服也被扒光了。在进一步的询问中，红军官兵终于弄明白了，这些遭到彝人袭击的汉人根本不是什么客商，而是为了躲避红军从县城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有些担心起来。大家议论说，我们一不是压迫彝人的官员，二不是剥削穷人的财主土匪，彝人会把我们怎么样？正说着，四周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上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红军官兵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红军官兵实在忍无可忍，拉开枪栓准备反抗。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带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他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名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六团一营的官兵。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赤身裸体，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营长曾保堂命令大家赶快凑衣服。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弄来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件事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执行纪律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那位彝族头人小叶丹。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人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与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红军总司令部以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布告是一段顺口溜：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与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以及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与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

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令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人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运物资和伤员。

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

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径直走进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欢迎。女红军们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

为了加深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一名负伤的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给彝人准备了大量的礼物，但是薛岳发现共产党在这里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他立即命令给每一个彝人紧急“消毒”。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逮捕了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刚刚走出彝区的先遣队到达距安顺场渡口三十公里处的擦罗小镇。小镇上只有二十户人家，但却有一座刘文辉供给西昌守军的粮库。当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一团到达这里时，粮库守备官还以为来的是中央军，立即上酒端肉热情款待。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官兵们故技重演，不但在宴席上大吃大喝了一顿，而且还接收了粮库守备官如数交出的军粮。这笔数目巨大的粮食，让先遣队喜出望外但又不知如何处理：白花花的大米总计二十四万斤，用六十斤装的大麻袋一共装了四千包。在把川军守备官兵俘虏之后，这批粮食被红军总部分配给各个军团，剩余的全都分给了镇子周围的穷苦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一人一麻袋，百姓们个个兴高采烈，直说：“红军好！红军来了把刘家的米给我们吃！”

当晚八时，在翻过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了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看见了令石达开四万农民军伏尸遍野的安顺场渡口。

与此同时，在大渡河下游的大路上，由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的佯装主力的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第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也接近了大渡河。

这支部队顺着通往大渡河的大路，经泸沽向越西县城方向前进。大路上没有彝人的阻拦，却有川军的阻击。在小相岭隘口，川军挖断道路，架上吊桥。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和便衣队副队长范昌标带领一个侦察班，在当地一位采药老人的引导下，绕到了川军阻击阵地的后面，突然向守卫吊桥的川军发动袭击，一举占领小相岭隘口。越西县城的川军向这里打来电话，电话始终没人接听，县城里的川军立即意识到隘口丢失了，而他们随即做出的决定竟然是放弃县城，向大渡河渡口方向撤退。川军的撤退导致包括越西县长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地方官员的大逃亡。因此，通过小相岭隘口的红军第二先遣队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越西。

县城显然刚刚受到破坏，到处是残砖破瓦。原来三月的时候，四千彝民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越西附近的三个县同时举行暴动，并且围困了越西县城。正当县城就要被彝民攻破的时候，由于中央红军的接近，大批川军的增援部队到达这里，暴动的彝民被迫跑到附近的山上。现在，他们听说越西城里的国民党军跑了，彝民断定能够吓跑国民党军的红军必定是自己的朋友，于是纷纷下山进入县城来欢迎红军。进入越西的红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监狱打开。在彝族和汉族群众的注视下，红军战士用大木杠反复撞击监狱的大铁门，随着监狱大门的訇然倒塌，三百多名因参加暴动被俘的彝人一拥而出。红军给每个彝人发了布匹、食物和银元，给全城的穷人分了粮食。结果，越西城内要求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近千人，其中彝族青年达四百人。当第二先遣队从越西出发继续北进的时候，欢送他们的彝、汉群众抬着猪肉和酒站满了街道两旁。一些没被批准参加红军的彝、汉青年跟随着红军的队伍，一直跟出去很远。

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先遣队到达大树堡附近。

红军接近大渡河渡口的消息引起川军的恐慌，川军王泽浚旅派出一个连从大渡河的北岸渡过来。这个连到达南岸后，在大树堡渡口以南的鱼塘要隘上放了一个排，在渡口上放了一个排，其余的兵力驻扎在大树堡镇的街里。他们命令这里的群众在街面上堆放木柴和稻草，准备红军一到就放火烧街。

到达鱼塘要隘的红军第二先遣队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大树堡：一路占领要隘，一路攻击大树堡镇，一路直接占领渡口。战斗短促，大树堡镇里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放火，红军就冲了进去，俘虏了川军的连长。防守渡口的川军一听响起了枪声，争相上船逃往北岸。赶到渡口的红军没有向他们射击，故意放他们回去报信。

就在刘伯承看见了安顺场的灯火的时候，左权和刘亚楼也到达了大树堡渡口。

与刘伯承率领的这一路红军秘密接近渡口不一样，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军官兵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准备。他们公开征集造船和搭浮桥的材料，动员群众砍毛竹、拆房屋，甚至声势浩大地组织群众把国民党政府的区公所拆了。在把拆下来的木料运往河边的时候，红军官兵组织群众使劲儿地喊着号子。为了震慑川军和扩大声势，红军还把从越西逃到这里的县长彭灿拉到河边，先召开公审大会，然后当着对岸川军的面把彭灿的脑袋砍了下来。

川军急忙调兵加强大树堡渡口北岸的防守，一共调来五个团，再加上富林的地主武装羊仁安的部队。结果，杨森部署在大渡河下游的近两万川军，在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过程中，除了一个连曾一度与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发生了接触外，竟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红军第二先遣队冒充主力的佯渡行动收到了效果，至少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蒋介石依旧没有确定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确切位置。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

到达安顺场附近的刘伯承从一团团长杨得志那里获悉了基本敌情：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