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节（第11301-11350行） (227/371)

邱清泉命令第七十军一三九师的一个团去增援被包围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当郭方平团长率部赶到襄山庙时，当面华东野战军一纵、三纵、九纵的攻击部队已经撤退。邱清泉要求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赶紧西撤，说十几万部队都在等着他呢。五日早晨，四十五师到达孟集以东的旷野中，邱清泉命令郭吉谦立即攻击孟集西边的几个村落，解救被围困的四十六师的一个团。郭师长说：“部队行动了一夜，未曾休息，早饭都不曾吃，请求缓一些时间。”邱清泉没有答应。郭吉谦只好命令一三三团在左翼主攻，一三四团在右翼助攻，师指挥所和一三四团指挥所在一起，一三五团为预备队。当一三三团就要突入解放军的阻击阵地时，却被从另一个村庄里冲出来的解放军官兵反击下来。一三三团团长姜铁志之前在解救黄百韬的战斗中攻击不力，邱清泉曾声称要枪毙他，因此当他的团再次溃败下来之后，他在电话里向郭师长报告时竟然号啕大哭，说他的团新补充的兵太多，一见解放军就往回跑，怎么撵也撵不回去，请求长官宽恕原谅。天快黑时，尽管右翼的一三四团攻击略有进展，但郭吉谦担心天一黑解放军会发动大规模反击，于是决定不打了。邱清泉接到战报后很无奈，他让四十五师撤下来转入防御，把四十六师调上去与当面的解放军对峙——此时，华东野战军已经攻到距孟集以西只有一公里的地方，这对置身在孟集村内的杜聿明的指挥部和邱清泉的兵团部构成了巨大威胁。入夜，邱清泉的兵团部搬往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也开始转移。

六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向夏砦移动。中午时分，路过李石林村，孙元良和邱清泉神色紧张地找到他，说要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于是，三个人一起到了李弥的兵团部，开始了各怀心思的紧张磋商。自徐州撤退之后，部队损失兵力已近三万，目前各军位置混乱，官兵士气普遍低落，对于蒋介石下达的解救黄维兵团的作战命令，几个人都认为显然已经无法执行。孙元良主张放弃解救黄维的行动立即突围，他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进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杜聿明兼任徐州‘剿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主任）当机立断，才可拯救大军。”邱清泉当即表示赞同：“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一直没有表态，直到最后才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杜聿明内心的矛盾难以排解。他认为，如果三天前按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办，不顾黄维兵团而全速撤退，便不是眼下这种处境了，顺利突围保全住徐州主力，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可是，现在恐怕晚了。眼下各部队都已处在被围态势中，万一突不出去，部队被打散，重武器丢光，这样既违抗了命令，也不能保全部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头子？三天前，在孟集见到蒋介石的手令时，极力主张解救黄维兵团，甚至请求担负主攻任务的邱清泉显得有些尴尬，他不断地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杜聿明接下来的话还是模棱两可：“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共军，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之内，我们牵住共军，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了，关键就在这里。”杜聿明说完之后，在场的将领谁也没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反而开始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杜聿明最后的表态是：“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和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下命令。”

这天下午十五时，杜聿明集团做出了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决定。

所有的将领都不曾想到分散突围会有被各个歼灭的危险。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一决定是极其荒谬的：虽然受到围困，但未到分崩离析之际，况且尚有巨大的兵力和优势的武器可以实施集团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更加紧密地协同作战，才可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哪怕是牺牲一部分兵力，但至少可以保全相当一部分兵力。仅就这一点而言，黄维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正是与他没有仓促地决定突围，而是死死地抱成一团抵抗有关。军事上的任何突围，都会给对手提供猛烈分割围歼的机会，这是万不得已时孤注一掷的举措。更何况，杜聿明采取的不是全力突击一点破茧而出，而是各个兵团分头突围。

这一决定，导致了六日晚国民党军徐州主力内部的巨大混乱。

首先是杜聿明的指挥部乱了。杜聿明决定甩掉机关和后勤人员轻装突围，消息走漏后，引起机关和后勤人员的极度恐慌。指挥部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非常气愤，只得自己想办法另谋生路。他认为自己与陈毅是老同学，如果能够与陈毅接上头，生命也许会有保障。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谁都知道，何不前往投降？他当即约政务处长左偕康面谈，左处长也持有同样的主张。然后，他们又与跟随杜聿明出逃的徐州市各机关负责人商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于是，杜聿明指挥部机关人员和国民党徐州党政机关人员临时组成了一个队伍，取名叫“非战斗人员还乡队”，他们决定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去投诚。出发前，特别规定谁也不准携带武器，如果发现携带武器就要逐出本队。这是一支人数巨大、情绪慌乱、组织松散的类似难民的队伍，集合起来很不容易，出发的时候更是人声鼎沸。刚走出几里地，就遇到突围的国民党军与阻击的解放军发生战斗，“非战斗人员还乡队”被夹在战火中间混乱了一阵之后，没有被打死的全都跑了回来。

然后是李弥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李弥回到兵团部后开会布置突围，但军官们普遍说准备不足，最好等到天亮以后再说。派出去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东北方向解放军的部队很多，而且工事坚固，恐怕无法突出去。这时，杜聿明的电话来了，询问侦察的结果，李弥表示他的兵团突围出去很困难。接着是邱清泉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给杜聿明打电话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和南面共军阵地重重，无法全军突围，简直是自我毁灭！这样做如何对得起老头子？”邱清泉的突然变卦令杜聿明措手不及，也令正在部署突围的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十分不解，李参谋长的分析是：首先，邱清泉一贯持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解放军打仗坚持不过十天，只要自己能够坚持十天，解放军一撤就等于自己打了胜仗。其次，他不敢突围。在以往与解放军的作战中，邱清泉一向图谋保存自己的实力，一九四八年六月豫东会战时，正因为他的部队迟迟不进，才导致了区寿年兵团最终覆灭，为此他受到蒋介石的处分。在向徐州以东攻击的时候，也正是因为他和李弥都没有不顾一切拼死相救，又导致了黄百韬兵团的最终覆灭。现在，黄维兵团处在被包围中，即使他侥幸突围成功，最终结果还是等于见死不救，这一次蒋介石也许不会再饶恕他了。再其次，突围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不突围而固守待援，不但可以避免因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受到军法处置，而且暂时不会殃及自己的生命安全——“邱清泉实际上很怕死”。

杜聿明意识到突围计划要泡汤了。他马上与李弥取得联系，李弥立即表示同意邱清泉的建议。但是，当杜聿明给孙元良打电话的时候，第十六兵团部的电话已经不通了。

六日晚上，距离孙元良兵团阵地最近的李弥兵团的官兵听见了剧烈的爆炸声，那是孙元良兵团的官兵正在炸毁大炮和多余的弹药。然后，孙元良兵团所在的高楼方向炮火连天——孙元良急不可待地单独突围了。

孙元良兵团的单独突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此时，第十六兵团总兵力约为三万两千多人，按照以师为单位的突围计划，顺序为：一二二师打头，接着是第四十一军军部、一二四师、兵团部、一二五师和第四十七军军部，一二七师担任后卫。各部队将重武器和装甲运输车全部炸毁，并规定避免与解放军的阻击部队硬打，要求采取钻空隙迂回的战术。黄昏十七时，兵团部移动到一二五师师部的位置，孙元良本人到达第四十一军军部，接着突围行动开始了。走了不久，兵团部和直属队的队伍就被第四十七军炮兵的马匹冲乱了。官兵们逃跑心切，撤退的方向本来是向北，但越走越往西，四处响起剧烈的枪炮声，人喊马嘶，惊天动地。更可怕的是，当先头部队与阻击的解放军接战后，附近的部队不但根本没有突围的迹象，在通过邱清泉的第五军防线的时候，第五军竟然向孙元良的突围部队猛烈开炮，孙元良兵团受到解放军和邱清泉的前后夹击，在黑夜中顿时乱成一团。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与孙元良失散，逃跑中遇到一二七师三八〇团团长孟达观，他只有跟着这个团继续逃跑，半夜时分逃到第五军的纵深阵地，这才知道其他两个兵团改变了突围计划，根本没有行动。此时，在第五军阵地的北面，炮声、机关枪声大作，照明弹、信号弹腾空而起。熊副参谋长想，若不趁此机会突出去，待在第五军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于是带领三八〇团继续向西突。谁知刚走出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前沿阵地，该师的大炮机枪就向他们开火了——“打得死伤枕藉，惨不忍睹。虽经一再向熊笑三交涉，但均无结果。拂晓后，我率领该团残部重返包围圈中。”

漆黑的夜晚，孙元良兵团的溃兵受到冀鲁豫军区部队、豫皖苏军区部队、民兵和老百姓的追击和搜捕。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部队在夏邑东南的张屯追上了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七军一二五师一部，俘敌一千五百多人，缴获重机枪二十多挺、轻机枪四十多挺、步枪五百多支，并在俘虏中查出了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和副师长黄崇凯。豫皖苏军区一声令下，民兵和百姓立即张开大网，在各个路口布置了岗哨。他们在户庙子地区截获逃敌数百人，俘虏二十多名军官，其中有第四十一军副军长李家英。枣集区民兵排长王克进抓到了两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经过审查，是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和一名工兵营长。为此，豫皖苏军区奖励给王克进耕牛一头。颍阜县黄岗区副区长贾守让带领三名民兵夜间巡逻，一下子就截住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溃兵。蒙城县的一个老人在路上拾粪的时候，看见三名国民党军逃兵经过，举起粪铲子就喊“缴枪不杀”——这把粪铲子至今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

最终，孙元良兵团除一二二师师长张崇文、一二四师师长严翊逃跑外，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副军长陈远湘、参谋长刘伯余，第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副军长李家英、参谋长李传霖，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副师长黄崇凯，一二七师师长张光汉均被俘。

跑回包围圈里的熊顺义见到了杜聿明，杜聿明让他收容部队。被收容的官兵不愿意让打他们的邱清泉的第五军收容，都往第七十四军跑，结果第五军差点与第七十四军打起来。最后杜聿明裁定，孙元良兵团残部一律归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指挥。熊副参谋长一共收容了一万六千多人和数百匹骡马——孙元良兵团在这个混乱的晚上损失了约一半人马。

始终和孙元良在一起的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到第七十四军阵地上的时候，由于身负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他请求邱维达让医生带着盘尼西林来救他，并说他中弹负伤之后孙元良扔下他跑了。

谁也不知道孙元良跑到哪里去了。

孙元良兵团突围之后，杜聿明的防线出现了缺口，邱清泉命令第五军四十六师去封堵这个缺口。四十六师实际上是由杂牌部队改编的，该师的军官都是第五军调来的，因此官兵之间隔阂很大。四十六师刚冲上去就被打了回来，尽管师长陈辅汉亲自拿着手枪督战，但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陈师长反被溃兵乱枪击中负了伤。

放弃突围计划的杜聿明集团，自七日起反复向陈官庄的东南方向攻击，企图冲过华东野战军的阻击线，沿津浦路以西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攻击战最激烈的地方，是位于陈官庄东面的鲁楼村，这里是杜聿明靠近黄维的必经之路。担任攻击的部队是邱清泉的第七十军和第七十二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鲁楼村在交战双方之间数次易手。华东野战军十纵打了两天之后，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十一纵官兵上了阵地接着打。邱清泉命令第七十军九十六师派出两个营，掩护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二军再次发动正面进攻。九十六师二八八团团长周德宣亲率两个营配属两辆装甲战车向鲁楼村的西侧发起助攻。装甲战车引领步兵一路推进到鲁楼西南面的村庄边沿，但是遭到土堤上十一纵官兵的凶猛侧击，二八八团的两个营伤亡惨重，一辆装甲车被击毁。邱清泉获悉还没攻下鲁楼村，大发雷霆，扬言要法办二八八团团长周德宣。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极为不满，他对邱清泉说：“九十六师担负的任务是侧面攻击。如果司令官指定九十六师担任主攻鲁楼的任务，我便立即回去部署。”——邓师长言下之意是：为什么不法办担任主攻却久攻不下的第七十二军？于是，邱清泉再也不提法办周团长了。

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终于有了消息。

孙元良在突围中曾经被俘，他谎称自己是名中尉副官，在混乱的战场中居然逃脱了。十八日，他终于逃到信阳车站。在候车室里，他给驻守信阳的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府主席张轸打电话，请求张轸帮助他向蒋介石报告。张轸让国防部保密局豫南站长秦舞基前去接待。秦舞基安排孙元良去了第五十八军军部，然后他向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汇报了孙元良的情况。第二天，蒋介石命令孙元良经汉口到南京听候处理。后来，孙元良在四川重新组建第十六兵团，并仍然出任兵团司令官兼任重新组建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昔日的国民党军陆军中将为何许人也，但在他的七个子女中，行五的儿子却被广泛熟知。老五原名孙仲祥，做了电影演员之后，又名秦汉。

八日，胡琏又从双堆集飞了出来，再次回到南京站到蒋介石面前。这位浑身散发着硝烟气味的将领向蒋介石建议，必须立即命令黄维兵团突围，因为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胡琏陈述的如下理由让蒋介石动了心：第十八军和第十军都是党国中坚，特别是第十八军，干部都是有用之材，如果损失殆尽，对于党国来讲是莫大的损失。当日，蒋介石给黄维及所属各军军长们写了亲笔信，同时签署了给黄维兵团的“嘉奖令”。蒋介石在给黄维的信中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

晚上，蒋介石请胡琏和宋希濂在他的官邸吃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吃饭的时候气氛沉闷，谁也不愿意多说话。饭后，在会客厅里放映了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是《文天祥》。电影放映完毕，蒋介石站起来向在场的人点点头，然后低着头缓步上楼去了。

宋希濂对那个晚上的情景终生难忘，他甚至说，那个晚上的气氛导致他在一年后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时想到了自杀：

我们一起待了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股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逃到西昌，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文天祥，南宋大臣，率军抗击元军南侵兵败，退入广东。一二七八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被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元廷万般利诱威逼均不从，六年后被斩于柴市。狱中作“留取丹青照汗青”之传世诗句。

无法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为什么要请他的高级将领和他一起回望数百年前那位为南宋朝廷凛然赴死的前人？

黄维：上尉司书方正馨

十二月九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依旧在双堆集四周艰苦作战，向黄维兵团核心阵地的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生命代价。

中原野战军六纵和华东野战军七纵攻击大小王庄，守军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军一一八师，一一八师即胡琏指挥过的原整编十一师一一八旅，是内战爆发以来解放军遇到的强硬对手之一。黄昏，华东野战军七纵二十师五十八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攻击，击溃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占领大王庄。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三团随即协助三五二团发动反击，双方在血腥的搏斗中反复争夺阵地，最后华东野战军因伤亡太大退出战斗，只剩替换上来的五十九团的一部分官兵坚守在大王庄的西南角。指挥攻击的中原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和政治委员杜义德命令十六旅四十六团增援。十日凌晨四时，四十六团参谋长张超指挥一营和三营分四路向大王庄反扑，政治委员钟良树指挥二营在侧翼火力掩护。四十六团是著名的“夜老虎团”，长于夜战和近战，官兵们刚冲进大王庄就与国民党军拼了刺刀，最终把敌人再次赶出大王庄。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天亮了，第十八军的重炮轰击持续了五十分钟，将大王庄炸成一片火海，然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再次冲上来，大量的坦克在两侧迂回，华东野战军的五十九团和中原野战军的四十六团腹背受敌。敌人的坦克在阵地旁来回碾压，四处开炮，五十九团和四十六团官兵缺乏反坦克武器，数量有限的火箭弹很快就打光了，轻、重机枪全被打坏，机枪手也全部牺牲。四十六团一营长高俊杰指挥战士们用爆破筒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但是收效甚微。一营二连排长张大兴多次负伤，全排二十五名战士最后仅剩两人，但依旧守在战壕中誓死不退。残酷的拉锯战一直打到黄昏，双方战死者的尸体堆了一层又一层。华东野战军七纵二十师六十团加入一个营后，巩固了大王庄阵地。

中原野战军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左三星，是大王庄战斗的幸存者之一，他对那天的惨烈战况刻骨铭心：

大王庄原是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无数的炮弹已经差不多把它轰成了废墟。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儿，这股敌人凶狠异常，成堆地上，剩了单个的也敢上；有炮时上，没有炮时也敢上；枪法也准得很，拼刺刀也厉害……仗打完了，我到处打听，这才知道上来的是黄维的第十八军三十三团，名不虚传的“老虎团”，打日本人时就很厉害，蒋介石还给他授过勋，打起中国人也忒狠……敌人靠他们的坦克在中午冲进了村庄。我们与他们逐屋争夺，先打枪，后打手榴弹，最后拼刺刀。三十三团那狗日的，还硬是和我们个顶个！当时守大王庄的是华野七纵五十九团一营和我们中野六纵四十六团一营和三营，华野那个一营三连是个老功臣连，这回全拼光了，营长哭得眼睛都淌血呀！泣不成声地说：“可惜我的三连呀！”……我的身边全是尸体，敌人的，我们的，每个人都是拼刺刀拼死的。我实在没劲了，就对通信员说：“看看敌人又上来没有？”……干部们不是牺牲，就是负了重伤。我们二连四班长王凤鸣就将阵地上两个野战军三个营的人都组织起来，说：“跟我来。”数数人，仅仅只有二十一个了……敌人的冲锋又一次被打下去。我身边连小声哼哼的声音都没有了，全牺牲了……大王庄很静，静得听得见血往黄土里渗的吱吱声。打起仗来什么都忘了，这会儿我心里突然很难过，牺牲得太多了！三十米外一个人好久没动，我以为是尸体，突然，他动了一下，我一看，是三营长吴彦生。他们三营也只剩下他一个了……敌人又打炮了，我们一看，撞见鬼了！只见黑压压地拥上来一大片，鬼叫鬼叫地冲了过来，三十三团还真打不完！我心里想，这下真的要和阵地共存亡了……正在这时，华野的增援部队来了，好整齐的队伍，一个个小伙子白净清秀，正副班长清一色的卡宾枪、冲锋枪，一百五十多人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原来，我们六纵都没有部队派了，华野七纵首长将纵队警卫连使上了，真是打得倾家荡产呀！……不过这回敌人没那么经打，虽然人多，但也给打下去了。后来我看了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写的文章，原来三十三团也打光了，后来上的全是第十八军的汽车兵、后勤兵，连伙夫、马夫都上了。可是我们也伤亡大啊，这一百五十多人的警卫连撤下来的时候，我站在村口数了数，只剩下十七个了……

大王庄被攻占后，小王庄守军惊慌起来。

驻守小王庄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这个师由湖南军阀的地方部队改编，拿该师官兵们自己的话讲：“我们师和整个第八十五军在黄维兵团中是最受歧视的部队。”特别是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起义后，二十三师的无线电收音机被封闭，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师部通往军部的电话和文件“都必须经过第十八军转接”。由于改换的地空联络信号无人告知二十三师，导致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了这个师的阵地——“六十七团副团长陈乃光被炸成重伤”。同样，也许是一一〇师战场起义的缘故，解放军对二十三师的攻击似乎手下留情。尤其是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九师攻占小王庄附近的小周庄后，二十三师师部所在的小王庄完全暴露在七纵的炮火打击之下，但是七纵没有发动猛烈进攻，只是前沿阵地上标语插得更多了，喊话也更起劲了：“你们廖师长过来了，你们也过来吧！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白馒头吃！”国民党兵正饿着肚子，解放军把热腾腾的大米粥送到前沿，国民党兵吃完了，把粥桶和碗都给砸了，送饭的解放军战士只是笑了笑，并没有生气。师长黄子华不断接到解放军的劝降信。副师长周卓铭对黄子华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一〇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黄子华决定派人去解放军那里找廖运周了解情况。派去的副官杨耀华不久就回来了，说：“解放军确实很好，热情诚恳，并已派人同来。”黄子华对解放军提出了条件：“我们有很多伤病官兵不能同走，要请解放军设法安置”；“我们的后方在武汉”，为家眷的安全，“暂勿将投诚的消息宣布”；投诚后，“官兵的去留根据个人的意愿”等等，解放军全都答应了。九日晚，按照预先规定的方案，二十三师官兵开始向解放军阵地移动。移动前，黄子华担心他的军长吴绍周受牵连，想把军长也带出来，于是派周副师长去第十八军军部，找滞留在那里的吴绍周，可直到规定的移动时间到了，也没见周副师长回来。后来才知道，根本不信任第八十五军的第十八军士兵，说什么也不让周副师长通过警戒哨靠近第十八军军部。

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参加投诚的部队有：师直属部队和所属的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个团，二一六师六四八团残部，第八十五军直属辎重团和卫生大队的一部，共计一万人。

十日凌晨，依旧与解放军对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只剩下二一六师的两个团了。但是，黄维兵团的两个主力军，即第十八军和第十军依旧在顽强抵抗。

中原野战军三纵攻击的马围子村是个坚固的据点，国民党军守军是第十军十八师。三纵的攻击自六日开始，屡次攻击均未得手。对面的十八师五十二团原属第十八军，后划归第十军，初级军官强硬，士兵作战凶狠。九日，三纵再次攻击马围子，十九团在炮火的协同下突破东马围子的一角，二十三团连续三次冲锋都遭到守军密集火力的杀伤。司令员陈锡联向邓小平报告，纵队已经伤亡近四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了，各旅各团机关和直属队人员已全部编入战斗单位。邓小平对陈锡联说，只要能在长江以北把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坨敌人吃掉，无论付出多大的伤亡都值得，要坚决战斗到底。早晨，陈锡联去了攻击出发地，他对官兵们说，这是全国胜利前的大决战，三纵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当面的敌人消灭掉！十一日，三纵对马围子的攻击再次开始，七旅十九团一营从正东主攻，三营从东南助攻，二十一团为预备队；八旅二十二团从西南主攻，二十三团从西北助攻；九旅二十六团从东北主攻，二十五团为预备队。为了加强攻击强度，三纵官兵连夜加修了交通壕，准备了近两千公斤的炸药。下午十六时三十分，纵队所有的火炮加上一纵支援的火炮将马围子村的前沿工事摧毁。炮火延伸后，十九团三营率先佯攻，吸引守军的火力，一营趁机发起冲击，二连一班带着炸药、手榴弹、机枪沿交通壕向敌人的地堡实施连续爆破，地堡内的守军拒绝投降最终全被炸死。天黑时，十九、二十二、二十三团最终突破到西马围子守军的前沿。谁知前沿的鹿砦上突然射出一道道紫红色的火龙，冲击部队一下子被火焰包裹，官兵们浑身燃烧着大火依旧向前滚动。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击，肉搏战随即开始。四连班长李本林扑倒一个敌人，这人挎着盒子枪，胸前还挂着只望远镜，一问才知道是第十军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唐铁冰的勤务兵——四连已经打到五十二团团部来了。李本林命令那个勤务兵进地堡叫他们的团长出来投降，但是勤务兵进去之后不出来了，李本林朝地堡门口打了一梭子，喊：“再不出来，老子要送炸药了！”话音一落，里面直喊：“别炸！别炸！”然后走出来一串国民党军官兵，其中就有唐铁冰。

在三纵突击马围子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四纵和九纵向杨围子村发动了最后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率领他的军部和十师、八十五师已经在这里据守多日。解放军挖掘的壕沟每晚推进几十米，挖至一村消灭一村，现在已经挖到离杨围子村不远的地方——“夜间咳嗽声都可相闻”。由于得不到粮食补充，第十四军的上千匹牲口被打死在外壕里，官兵们每天用马肉充饥，牲口残尸的腐烂气息四处弥漫。村子里的房屋早已被拆掉生火取暖，伤兵无处安身，又不准他们挤在工事里，于是村子四周的旷野上哀号声不止。十一日下午十六时三十分，四纵司令员陈赓集中起百余门火炮和几十具“飞雷”，对第十四军的前沿和主阵地实施了猛烈轰击，整个杨围子村几乎被夷成平地。接着，两个纵队的五支突击队发起攻击，突击队的后面，是四纵的十、十一、十三旅和九纵的一个旅。激战九个小时后，杨围子村外围被突破。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那个爱写日记的政工室主任洪雨卿的日记本被解放军官兵缴获。日记本最后记述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情景，这是国民党军第十四军被歼灭的那一天：

昨夜敌来猛攻外围阵地，许多敌人已到了我们的鹿砦外面做工事，看情况我们生死存亡就在今天可以解决，这时我的心是破碎的，不管死伤或被俘，只希望在今天了结这被围困的日子。

史料中没有这个心已破碎的国民党军军官是生是死的记载。

熊绶春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同样毕业于黄埔的陈赓过去与他很熟。陈赓给熊绶春写了劝降信，并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信之后问：“他们会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参谋长梁岱极力劝说自己的军长，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等援”不如说是“等死”，指望李延年兵团救援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原本不也是来增援徐州的吗，结果自己却被围困只好等待救援，“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怎么会有人再来援呢”？熊军长沉吟良久，低声说：“不知谷副军长会不会同意？”梁岱说，他同意就一起投降，不同意就派人监视他。第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请来了，听说要投降，谷副军长放声大哭：“大家都同意，我何能独异？不过我们追随校长几十年，怎能对得起他？”梁岱开始起草投降信，信的最后写的是熊绶春和谷炳奎的名字。但是，谷副军长不愿意，说劝降书不是他写的，签军长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熊军长很不高兴，说：“两个人都不署名，就用参谋长的名义写明奉谕函复便是了。”天黑之后，一名排长去给陈赓送信。直到第二天早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送信的排长还没有回来。中午，四纵的炮火打击重新开始，十师的阵地首先被突破，炮弹已经打到了军部隐蔽部的顶上，泥土下雨似的散落。梁岱看见熊绶春神情异样：

熊绶春面色惨白，伏在地上翻翻自己的皮包，把皮包里的一些信件烧掉了，又拿出妻子的照片，边看边流泪。当时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说：“现在还不至绝望，何用这样悲观！”他这回真是垂泣而道了：“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连累了你，你接任这个参谋长，不到三个月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我连累了你啊！”说毕，眼泪脱眶而出。

黄昏，四纵官兵冲进杨围子村，“哨子声，喊话声，冲锋和脚步声，震动了隐蔽部”。梁岱突然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军长站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向隐蔽部门外冲出去”，“刚一出门，一颗炮弹正落在隐蔽部的门口”——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炸死在暗下来的天色中。

参谋长梁岱再次被俘。

解放军干部看见他，认了出来，因为上次他被俘的时候，这个解放军干部审查过他，于是问：“原来又是你，你不是书记官吗，怎么成了参谋长了？”

一起被俘的熊绶春的卫兵对梁岱说：“我要去参加解放军了，不能照顾你了，请你自己保重吧。”

梁岱连同第十四军遗弃在战场上的三千多名伤兵一起向后转送。路上碰见一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他问梁岱：“你们军长呢？”梁岱回答说已经阵亡了。干部又问：“尸体在哪里？”梁岱回答说在杨围子村里。

他叫我留下熊军长的卫士，并吩咐那个卫士说：“我派人协同你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里，立了个木牌，写有“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梁岱后来才知道，这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就是著名将领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