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节（第4601-4650行） (93/371)

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出现在陕北，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瓦窑堡会议”。

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参加了会议。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陕北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

首先，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中国国内国共双方的矛盾已经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日本政府明显的侵略野心面前不断退让，这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标志是：除了广大民众，包括爱国军人、知识阶层和劳动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也已经显示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倾向。即使是中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分化的趋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修正政治策略，以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不仅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生存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做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治抉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不断地改变，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走完了为生存而战的万里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他们聚集在陕北的窑洞里，在浓烈的旱烟味道中思维和眼界豁然开阔之时，正是这个只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成熟之日。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风雪之中处境困难；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中移动作战。即使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并且有了一块可以立足的红色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兵力仅万余人，陕北人口稀少，红军没有扩大兵员的更多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北面有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阎锡山的五个旅，那里临近长城，长城外就是沙漠地带；西面的宁夏、甘肃地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较少，但同样地贫民穷；南面的关中和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临近西安，是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地带。为了扩大根据地和求得发展壮大，红军只剩下东面可以考虑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面是黄河，黄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然号称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没有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且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红军打他有政治上的合理成分。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瓦窑堡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

毛泽东请林育英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林育英专门致电张国焘，特别表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致电林育英，提出了“应取密切联系”的请求：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陕北大雪。

毛泽东在给朱德的回电中指出：“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五天之后，张国焘给林育英发去电报，在“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前提下，以怒不可遏的口气开列出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张国焘表示这些“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一月十三日，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他和林育英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工人运动，他们还都属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和林育英过去从不认识。因此，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在陕北受到了某种“胁迫”。他打电报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林育英：“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张国焘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明确告知张国焘，共产国际的“裁定”是：张国焘不能自称“中央”，而只能是“西南局”。只是，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留下的“台阶”是：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和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以及无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经“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

当时的敌情是：滇军孙渡部取保守态势，只守云南的边境地区，想把红军逼进四川；川军也不愿意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只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利用滇军和川军布防的空隙，集中了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各路纵队，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军压来。

红军到达位于毕节西南方向的野马川，发现继续南进已经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李觉纵队堵在了红军南下的路上。于是红军掉头折向西北，开始向四川境内的金沙江方向行进，计划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兜一个巨大的圆弧，然后再寻找机会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鉴于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追击的速度极快，已走到川黔边界的红军决定回头打个伏击战。具体部署是：第二军团第四师和第六军团的第十六、第十七师在以则河附近伏击敌第二十八师，第五师至恒底钳制樊嵩甫的第七十九师。

接到战斗命令，部队立即做饭，并且是吃一顿再带一顿，然后星夜出发往回走，奔赴五十里外的伏击地点。第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二月十日牺牲在打鼓新场的战斗中，师参谋长刘转连刚刚接任了师长。第十七师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分到达以则河伏击地点。红军在阴冷的风中潜伏下来，竟然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出现了。只是，进入红军伏击圈的敌人很少。刘转连正想着大部队究竟还有多远，别这边一开枪，等于给了后面的敌人部署的时间。这时候，敌人的搜索哨兵已经与红军的警戒哨兵遭遇了。打起来才知道，第二十八师只开来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三个师的红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掉头继续北上，他们计划越过川黔边界，在滇北的镇雄附近摆脱敌人的包围，然后再回身南下进入贵州。

以则河一战，战果没有达到预先的设想，却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的位置。在顾祝同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镇雄方向扑来，将红军合围在一个方圆不到五十公里的包围圈内。樊嵩甫部的四个师在红军的后面紧追不舍，而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已经到达镇雄。至十一日早晨，四面的敌人相继进入了战场，负责掩护的红军后卫部队第十七师已经与敌人交火了。红军军团指挥部里充满焦虑不安的气氛，如果不能迅速寻找到缝隙冲出去，就有在镇雄全军覆没的可能。十二日天亮的时候，十一团送来国民党军的两名逃兵，逃兵说万耀煌正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令红军摆脱重围的战机，于是立即率领第四、第六师向得章坝方向奔袭。上午十一时到达预定位置，第六师马上开辟设伏阵地，阵地还没完全掩饰好，万耀煌部的第三十七旅到了。红军官兵没等命令，所有的武器一齐开始了猛烈射击。同时，第四师在大丫口把万耀煌的指挥机关和担任后卫的第三十八旅拦腰截断了。这一瞬间，突然发动攻击的红军占据着兵力上的多数。左翼，十一团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右翼，十二团打进了万耀煌的指挥所。正在行进中的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控制，万耀煌在一片混乱中只身逃走。

在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身负重伤。当时，十八团负责打万耀煌的后卫部队。团长成本新率领战士一路冲锋，当迎面敌人的机枪横扫过来时，冲在他身边的团政委余秋里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两颗子弹纵贯了余秋里的左臂，血顺着衣袖把他的左手都染红了。剧烈的疼痛令余秋里面色苍白，但他对站在一旁懊悔不已的成本新说：“也就是流几滴血。还好是左边，要是右边就不能打枪了。”

余秋里，江西吉安人，十五岁成为农民赤卫队队长，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赣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这个性格沉稳的红军团政委身经百战，但是在得章坝战斗中负伤却令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部队不断在高山峻岭中跋涉，他的枪伤始终无法得到医治，只能一路用冰不断地敷着以减轻疼痛，疼得实在不可忍受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二岁。直到红二、红六军团走入四川的西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医生解开他手臂的包扎布，发现伤口已经完全溃烂，五个手指头也已完全坏死。那时的余秋里高烧不止，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就可能危及生命。红四方面军的小卫生员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一把能锯硬东西的小锯条，并给余秋里注射了一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镇痛剂，然后先用刀刮掉伤口处的腐肉，再用小锯条锯掉已经碎了的骨头。当时，红军卫生员不知道镇痛剂的合理使用剂量，一针下去，余秋里就完全昏迷了。手术之后很长时间，余秋里侥幸苏醒，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负伤十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成本新，湖北石首人，三年后在张云逸的建议下改名“成钧”，取“雷霆万钧”的含义。他十九岁参加红军，作战英勇无畏，在短短的几年内多次负伤：一九三一年跟随贺龙在洪湖打游击的时候，他负伤四次，两条腿先后中弹；一九三二年，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他的腰部嵌进了弹片；一九三五年，在湖南招头寨战斗中，他一天之内两次负伤，一处在腿上一处在左臂。他对子弹和弹片多次进入他年轻的身体并没有特别在意，倒是向别人描述中弹后的感觉时格外出神入化：“伤处豁地一亮，然后感到疼痛。”好像打仗负伤在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那次腰部负伤之后，他不得不扑到冰冷的河水中，因为他感到了彻骨的疼痛——“就像一柄大砍刀斜劈在身上。”数十年后，在一次生病需要照X光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勇敢的军事指挥员的身体里仍残留着那些历史的弹片。

得章坝一战并没有消灭敌人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在四周构筑起防御工事，随时可能向红军发动最后的攻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与如此众多的敌人进行决战，对于连续作战已非常疲劳的红军来讲十分不利。

贺龙和萧克告诉红军官兵们：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现在是比意志的时候了，红军最大的优点就是意志无比坚强。我们目前只能用机动的方式，在荒山中与敌人来回兜圈子，把敌人彻底拖垮，把他们拖得晕头转向。为了轻装突围，红军官兵把一切不必要的行李和装备全扔掉了。在选择突围方向的时候，红军采取了迎敌而上的非常手段。趁着黑夜，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郭汝栋与樊嵩甫两部之间的狭窄缝隙中穿了过去。

国民党军各部队似乎感觉到最后的大战近在眼前，他们全都突然沉寂下来，谁也不愿意首先出动与红军交火，以免成为红军决死一战的第一个战斗目标。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派出侦察队，严密监视包围圈里的红军。而他们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红军正密密麻麻地守在山头上——红军在突围的时候，使用了中国最古老的迷惑敌人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中国农民在保护自己的庄稼时使用的——红军在前沿阵地上竖起大量用树枝茅草捆扎的假人。同时，还把一部分红旗故意插在密林深处，让它们在风中时隐时现，这给敌人造成了红军正准备打埋伏的假象。

到十四日的上午，红二、红六军团悄悄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官兵的体力已达到透支的极限，却依旧要在大山中急促地行走。贺龙的脚底裂开一条几寸长的口子，鲜血淋淋，把警卫员看得直害怕。贺龙说：“帮个忙，划根火柴烧一烧。”警卫员以为贺龙要烤火，赶忙要去弄柴火。贺龙说：“哪里去？用火柴烧我的脚！”警卫员知道军团长的脾气，他命令的事必须坚决执行。但是，连续划了几根火柴，都因为手抖而没划着。贺龙板着脸：“怕什么？烧！”一根接一根的火柴不断地点燃，皮肉在火苗上被烧得滋滋作响。除了在火苗刚一接触到那条伤口时，贺龙的脚动了一下，直到把那条裂口两边翻起来的肉统统烧焦，他再也没动一下。烧完了，满身大汗的贺龙站起来，把脚放在地上试了试，然后满意地对警卫员说：“这下好了，我还要用这双脚板把敌人拖垮呢。”

三月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妈姑附近，部队终于休息了半天。十六日清晨继续出发。红军官兵都惊讶乌蒙山之大，因为他们已经转了几天依然看不见出山的路。当疲惫再次袭来的时候，红军官兵看见小路边压在石头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到了宿营地都要用热水洗脚。大家一下子高兴起来，因为这表示晚上可以住上房子了。晚上真到了一个有房子的地方。官兵们都问自己住在哪里，黑暗中传来管理员的声音：“原来住在哪里还住在哪里。”官兵们先是一愣，细看才明白过来，原以为快要走到天边了，没想又走回到了那个名叫奎香的地方——十几天的行军作战中，他们曾经三次经过这里。

二十二日，红军一路南下，穿过贵州的西北角，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来宾铺一带。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从这里进入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来宾铺距离滇东要地宣威只有不到二十公里，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也为了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红军决定攻打宣威县城。阵地选择在一条小河的两岸，红军埋伏好以后，等来了走出宣威县城的滇军孙渡纵队的预备旅。红六军团首先打响战斗，红二军团负责策应掩护——“激战五小时，枪声之密，胜过除夕爆竹，血肉满地，尸横枕藉。”最后的时刻，红军的两个军团全部投入到正面阻击上，但是滇军孙渡纵队的第五、第七旅到达了战场。二十三日晚，红军撤出了战斗。

滇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终于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获得了一些认识，他对自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来已经转了大半个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薛岳说：“我军专事进攻，则共军必磨旋打圈，徙移无常，以走我疲，伺机反击；我军专事封锁，则我又因构筑碉堡，旷日持久，徒使共军从容坐大，安然休整，不难一举而突出于封锁线之外。现在我军应利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趁共军无根据地可供依托之际，实行外锁内攻同时并举，围堵跟追密切配合，庶使共军处处时时受攻，寝食不遑，动则处处被阻，障碍难行，以免共军随时居于主动，我则常陷于被动地位。”

离开宣威后，红军继续向南，于二十八日转移到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应该说，到达这里的红二、红六军团暂时脱离了危险。因为在乌蒙山里一个月的周旋，已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疲惫不堪，现在当面的敌人只有滇军距离最近，由于宣威一战过于惨烈，兵力单薄的滇军不敢轻易出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