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第951-1000行） (20/371)

敌情通报显示，何键已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

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飚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下来，杨成武和耿飚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回来对耿飚悄悄地说：“长官，我还告诉你一个事，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串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飚立即掏出两块大洋递给挑夫，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飚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贺胡子那里。”

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

中午，四团开进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四团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答：“还有一百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得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志们都称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

在距道县还有三十多里路的一处树林旁，四团抓到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说自己是县长派去天堂圩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只有团丁四十人枪三十支，前天花一万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圩派人来帮助守城。

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了过来，原来第二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十里路了。陈光说，已命令迂回的五团从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飚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三个战士向河对岸泅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的掩护下，快速登上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过去。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开始各自逃命，因为这时候五团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

二十二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道县县城。

队伍正走着，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众目睽睽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四溢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他的头发还是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

二十三日，就在何键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

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

红军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此刻红军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便会格外地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早在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订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圩与潇水之间的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订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

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全州一带，布防在潇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

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

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地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

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

第五路军：湘军李韫珩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何键：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何键］兄督饬两李［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须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

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集结，十一月二十二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潇水和湘江的。

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甚至红军主力的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了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一百六十公里外的道县。

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沿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

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

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

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战略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

二十八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地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十九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三十四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皋，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十五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地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十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二十八岁毕业时已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一九三一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十九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七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相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三年他进入中央苏区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然而，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而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潇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氓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两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在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渡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氓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只是，李一氓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德发布“关于野战军二十五日晨前西渡潇水的部署”：

第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二十四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

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须“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二十四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

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二十四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

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二十四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二十四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三小时渡完”。

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

部署最后要求：“二十三、二十四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二十五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

十一月二十四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键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地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翔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键于二十三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集结。这也就是说，二十四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潇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

可是，二十四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

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潇水，而从潇水到湘江还有近八十公里的路途。

在何键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面。”——这就是说，二十三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恭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

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共产党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惨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红军迅速通过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全州与灌阳之间的一条宽约四十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一百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走出道县地区，以至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

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一九二八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十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索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随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的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五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挥师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一九三〇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朱毛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直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吗？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

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三十六岁的高才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

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十八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朱毛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