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第1401-1450行） (29/371)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钧鉴：

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诱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途次信丰、安息、铅厂、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临武、下灌、四眼桥、道县、洗砚圩、桃川、四关、文市、新圩、苏江、界首、寨圩、珠兰铺、宝洛冈、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计已歼灭过半。计凭隅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迭承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职志，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俾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谨此电闻。

陈济棠

李宗仁

白崇禧叩。真印。

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

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要求。

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

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芳仁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面跑出来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地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

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圩阻击阵地上，桂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和腰部中弹的十一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过去，与墙根下的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

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

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一些受平均主义影响的官兵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她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她们背米行军。

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政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政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她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得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

休养连三百多人，四十副担架，十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

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

红三军团的五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赤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二十九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短暂的温暖。

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可真的见了面，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长的女红军抱怨过自己不断地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忘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她的身体状况，这使贺子珍不由得想起他们那个名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

时年三十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年仅十五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她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十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

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

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

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记述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记述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感受到了这种味道。

毛泽东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中共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双方的情绪都到达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

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

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一九二九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地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他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一九三二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十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时，他一句话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

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她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她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因为什么争吵，争吵成什么样子，红军官兵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

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出来，她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她”。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跟我走。”

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

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