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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中国军队对侵华日军发起的平型关战役中，他是与林彪同在一个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军长。当时，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越过五台山，插入晋东北灵丘一带，在平型关以东的河南镇抄袭日军。陈长捷奉阎锡山之命按兵不动。当日军开始袭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阵地时，第六十一军紧急出击，在大雨中与日军激战，将日军死死牵制在战场上。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部大败日军之后，位于战场西面的第六十一军受到日军的猛烈夹击，在傅作义的严令下，陈长捷的主力团拼死抵抗，战至最后除一个通讯排外其余官兵全部殉国。十一年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当陈长捷准备与林彪拼死作战的时候，他已是年近五十二岁的资历甚老的将领了。

陈长捷出生在福建闽侯一户贫寒家庭。这个南方人自从戎的那天起，就与中国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戎马生涯始终与北方的著名将领傅作义紧密关联。二十岁时，陈长捷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傅作义是第五期学员。毕业后，受傅作义的邀请，陈长捷投奔阎锡山的晋军。一九二七年阎锡山投向国民革命军，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任晋军第十五旅旅长，在与奉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战后升为晋军第九师师长，驻扎在天津南郊小站地区，那时的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抗战爆发后，他的部队归属傅作义任司令官的第七战区序列，一九三七年，他出任第六十一军军长兼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作战勇猛剽悍，但是，他不是黄埔系的，因此在国民党军中难免落落寡欢。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偏远的兰州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得到一纸任命，这一任命令他颇感意外并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出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

傅作义上任华北“剿总”司令官后，急需在北平和天津两个战略要点安置得力将领。当时的北平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辖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两个北方重镇的权力所属。傅作义以再三辞职的手段，终于把蒋介石安置在自己身边的亲信陈继承挤走，接下来，在天津的问题上傅作义也不向蒋介石让步。傅作义认为，天津是他在华北的最后基地，是可能据守的最后堡垒，也是他一旦面临绝境时的南撤出海口，必须选择一个既能够与自己贴心，又能够有效指挥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中央军的人，他最后选择了陈长捷。陈长捷不但是他的老同学老部下，而且因作战勇猛在国民党军中享有一定的威望。特别是陈长捷是南方人，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也多是南方人，这样一来也许容易沟通，蒋介石就曾因陈长捷是阎锡山、傅作义系统中少有的南方人而拉拢过他。所以，如果推荐陈长捷，无论傅作义系统还是中央军系统都不会抵触，蒋介石也不会激烈反对。

果然，蒋介石批准了这一任命。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长捷从兰州飞抵北平，傅作义当面向他交代了扼守天津、确保北平的重要性。六月三日，他赴任天津，开始了其军旅生涯最后几个月苦守孤城的艰难时光。

天津，人口两百万，是当时华北第二大城市，地处水路要冲，西面一百二十公里就是北平，东面七十公里可经塘沽出海，明清以来便有“京畿门户”之称。东西宽不足五公里，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墙子河等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区切割分块，又将城郊侵蚀成洼地之后汇入海河。

从地势上讲，天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城防堡垒始建于日军侵占天津时期，日军曾在主要交通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碉堡。一九四五年美军接防时又加修了一些铁丝网。内战爆发后，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牟庭芳，曾得到两亿元拨款，受命修建坚固的城防设施，但是，在修了两座红砖碉堡后，牟庭芳的部队调走了，钱也被他带走了。一九四七年初美军撤走，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设立指挥所。不久，白崇禧在北平召开“绥靖会议”，强调“平津地区将有大战”，要求天津必须修建永久防御工事。于是，上官云相以及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林伟俦和天津市长杜建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修建周长四十多公里的蜂腰形城防线，构筑高四米、宽两米的护城土墙，城墙上构筑上千座红砖水泥立式大碉堡，墙外挖有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环城架红色铁丝网。同时，在天津西南方向修建引水设施，以便在必要时引进运河水造成大片水淹区。而在城防线内侧则修筑一条环城公路，四面留有八座城门，布设重兵把守。

陈长捷接替天津警备司令后，发现他可以指挥的守城部队并不多，仅有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一个师以及两个保安师和一个警备旅，再加上临时增编的人员武器都不全的第六十二军三一七师和第九十四军三〇五师等，一共才十多万人。更令他担心的，是那个耗资巨大的天津城防设施。一九四七年修筑的城防工事虽然坚固，但当时想不到国民党军溃败如此之快，更想不到天津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孤立据点，都认为将来打仗的前线将在距天津几十里之外的地方，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因此修筑的城防工事仅仅是按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置设计的，不但范围很小且迫近市区，天津外围的不少重要据点都没有划在防御线之内。同时，当时国民党军将领大大低估了解放军的攻坚能力，认为他们没有大炮，无非是抱着炸药包冲上来炸碉堡，因此修建碉堡时仅用了红砖和水泥，根本没有使用能够抵御炮击的钢筋。陈长捷说：“我们总是对解放军估计过低。”

陈长捷知道傅作义让他守天津用心良苦。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北平和天津的高级军官家属不断地从塘沽乘船南运上海，张家口和北平的嫡系军官家眷也不断地从北平乘火车到达天津——在傅作义的心目中，天津是华北战场的大后方，只要这个后方稳固，人心就不至于垮塌。陈长捷和傅作义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军在东北和淮海战场上迅速覆灭，东北野战军近百万大军很快入关，并且随即威胁到北平与天津。让陈长捷不理解的是，傅作义竟然从东部调兵向西，增援新保安和张家口，这使得唐山、芦台、杨村、天津、塘沽直接暴露在林彪的围攻之下。陈长捷后来说，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实施“围而不打”的战术，傅作义也不会把平津地区的兵力分散到西线去，而傅作义的防御重点如果始终在津塘，那么解放军想拿下天津不是易事。

十一日，陈长捷召开天津城防会议，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将是城的西北角和天津西站，因此命令着重在这个方向加修钢筋水泥堡垒，并在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修筑碉堡，在中原公司、南开大学、跑马场、西车站、北车站、北洋大学、警备司令部等市内高大建筑物上加修火力据点。为防止解放军进一步逼近城垣，将运河水引进护城河，关闭护城河入海通道，使护城河水深增加三米。为防止河水封冻，每天派人砸冰，河水上溢后，津保公路以南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一片泽国。但是，大规模的城防工事加修刚刚开始，陈长捷突然接到北平参谋长李世杰的电话，说“空军情报，有解放军的一大纵队——很大的，已到宝坻，向天津方向行动中，请紧急布防”。由于天津附近的驻军已被傅作义西调，陈长捷问李世杰：“用什么部队布防？”李世杰说：“急抓吧！现在从南口调第六十二军当夜乘火车急运天津。”

陈长捷焦急不安。第九十四军和第六十二军原来驻守天津、芦台和杨村一线，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包围后，傅作义命令这两个军立即赶往平绥线，后因第三十五军被歼而停止在半路。接到回防天津的命令后，两个军急忙上路。当天晚上，第六十二军乘坐的列车刚刚通过杨村至豆各庄间的大桥，大桥就被炸断了，第六十二军仅有两个师跑回了天津，而另外一个师连同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回不来了。

部队还在慌乱调动的时候，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闿、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专机来到天津。这三个人都是市长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三人都住在了杜建时的家里。他们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内容是让天津守军撤退到塘沽，然后从海上南撤，以加强江南的防御力量。杜建时的基本立场是：守天津是死路一条，现在天津到塘沽之间的军粮城等要点虽然已出现解放军的踪迹，但估计兵力不大，还可以冲过去。李及兰答应给杜建时一个军方名义，让他把天津的国民党军全部带走。杜建时知道，要做成这件事，陈长捷是绕不开的。他随即电话邀请陈长捷和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商量此事。两位军长都是中央军系的，他们不断暗示杜建时须立即行动——之所以要“暗示”，原因很简单，陈长捷不是中央军系，他不听蒋介石只听傅作义的。此时，陈长捷已经或多或少地风闻了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秘密接触的信息，同时他在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和调动中也揣摩出了他根本无意南撤。陈长捷不断打电话试探傅作义是否南撤的真实意图，傅作义一律以“待考虑考虑”和“坚守就有办法”作为回答，于是陈长捷决定坚决执行傅作义的指令，因为如果傅作义没有南撤之意，天津一撤就等于把傅作义和北平城置于了死地。陈长捷觉得他宁死也不能做出背叛长官的事情。

“如果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他对杜建时说。

陈长捷如此坚决，况且北平的傅作义不南撤，天津单独撤也许会在中途被解放军围歼，于是只好决定坚守。

杜建时去机场送他的老同学时，彼此竟都有“生离死别之感”。

陈长捷决心固守天津，但是，天津的国民党军都能看清作战前景，因为东北和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命运就是例子，于是前沿上的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让他们万分惊恐，只有不断地扔手榴弹和胡乱开枪才能缓解严重的不安。

三三三师从杨村撤往天津时遇到袭击。火车被拦截，司机跑得没了踪影，师长宋海潮判断，袭击他们的肯定是民兵，因为白天的侦察情报显示，附近几十里之内并没有解放军的踪迹。于是宋师长命令原地宿营，天亮后修好铁路继续前进。但是，第二天拂晓，冲锋号骤响，数以千计的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冲上来，三三三师师部和直属部队瞬间被冲垮了。宋海潮在最后时刻躺在地上装死尸才得以侥幸逃到天津，向陈长捷汇报了被袭击经过之后，宋师长请了病假。他的一个团长，是个老兵，在打游击上很有一套，这个老兵的一番话令宋海潮彻底绝望了：

我问他：“如果我们守不住，解放军打进来，我们是否可以将部队拉出来打游击？”他说：“不行，不行。过去孙殿英当土匪时，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人管。现在可不行了。老百姓全听共产党的，打游击的人住到哪里，哪里就有人通风报信。解放军知道了，马上就来打你。”

宋师长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当了老百姓。

中央军委为平津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两头”的一头指的是平津以西的新保安，另一头指的是平津以东的塘沽。

塘沽位于天津的东南方向，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重要的出海通道，也是重要的海上补给站。驻守塘沽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是津塘守备区司令、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

十二月下旬，平津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首先夺取塘沽和大沽，将华北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通路彻底封堵。

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提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

战场形势要求先打塘沽，军委的指示也是先打塘沽，但是塘沽地形十分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全是盐碱滩，即使在冬季也不结冰，因此既不便于构筑工事，也难于展开大兵团作战。且东北野战军进入塘沽后，侯镜如已经把他的指挥所搬到军舰上，以便随时可以逃跑，因此东北野战军一旦发起攻击很难全歼守敌。

在孟家楼的那座农家小院里，林彪一直沉默着看地图，而罗荣桓和刘亚楼翻看着塘沽前线发来的一大摞电报。最后林彪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推迟攻击时间，军委不一定同意，就是同意了，可塘沽的地形是变不了的，也还是很难把敌人全部歼灭。”罗荣桓说：“是呀，打塘沽是我们入关后的第一个大仗，如果打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战役。”这时候，刘亚楼表示，他可以亲自“去一趟塘沽前线，再看一看地形，与邓华、吴富善同志进一步研究一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打好这一仗”。林彪、罗荣桓同意了，林彪特意嘱咐刘亚楼：“让萧华也一起去看看。”——萧华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

十二月二十六日，刘亚楼、萧华到达塘沽前线第七纵队指挥部。

邓华指着地图告诉刘亚楼：“塘沽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们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除渤海、海河之外，周围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腰，潮来更深。除铁路与路东一条小道有桥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西面、北面直到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草地潮湿泥泞，挖沟有水，盐田冬不结冰，不便徒涉，部队难以展开攻击。敌人以塘沽外面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作掩护。我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作为冲击出发地，但发起冲击后就进入平坦的盐田，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那代价就太大了。”

刘亚楼问：“你们试攻的情况怎么样？”

吴富善回答：“我们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二十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七百余人，自己伤亡六百余人。二纵和我们的情况一样，二师配合他们的部队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一百四十余人，自己伤亡四百余人。我们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

之后，刘亚楼、萧华、邓华、吴富善一起去了前沿阵地，刘亚楼看见的是“无遮无拦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未结冻的绵延盐田”，还有停泊在远处海面上的国民党军军舰。

晚上，在七纵指挥部，刘亚楼表示，军委要求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平津守敌从海上逃跑”；二是先将两头的敌人歼灭，孤立中间的北平、天津，迫使平津之敌放下武器。现在看来，以三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难以速战速决，且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费力费时，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刘亚楼试探地问邓华和吴富善：“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变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怎么样？”

邓华一下子提高了嗓门：“要是这样，我们就想到一起了！先打塘沽得不偿失，先打天津是有把握的！”

吴富善则说，昨天，我们还与二纵司令员刘震、九纵司令员詹才芳一起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了，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也更为有利”。

二十七日，刘亚楼和萧华赶回孟家楼。

刘亚楼的建议是：“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塘沽的一部分守军跑了，也扭转不了华北国民党军覆灭的命运。

罗荣桓已启程去西柏坡参加中央的会议，林彪独自思索良久“方下定决心”致电中央军委，要求改变先打塘沽的作战计划：

军委：

（一）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也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以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

（二）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

（三）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切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林、刘

艳（二十九日）十一时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回电：

林、刘：

二十九日十一时电悉。

（一）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