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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

侯之担叩。

侯之担所有的“上级”都知道，担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担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担，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蒙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蒙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担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那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黔军于水火”。薛岳挽救黔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向北可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东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势，薛岳沿遵义地区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订了一条前出追击线，这条环状追击线意味着国民党军将从三面向遵义实施合围。接着，蒋介石电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键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限匪之流窜或合股”；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

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四十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来：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离遵义约七十公里的息烽。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的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一月十四日，王家烈也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柏辉章师和何知重师经息烽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正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以及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

十五日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

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

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

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

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尽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地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与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地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

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

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三十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

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

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

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事件，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确是事实。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对于被驱除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一些感动，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九七四年他在德国去世。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首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因为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忍不拔，十六岁那年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一九三一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就因为被列在“毛派”阵营里面而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一九三五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经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柏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角落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与推进到那里的黔军开始了战斗。

这一次，黔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黔军师长柏辉章，而共产党领导人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

一月十六日，柏辉章部的三个团向驻守在刀靶水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黔军的攻击异常猛烈，第五师开始放弃一线阻击阵地向北撤退。十七日下午，黔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第五师在儿童团团员赵士杰的带领下向北转移。十八日，黔军占领遵义正南四十公里处的刀靶水，同时占领了遵义正东六十公里处的湄潭。

十九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

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

心急如焚的柏辉章带领黔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夷为平地。柏辉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柏辉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黔军师长柏辉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赢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柏辉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十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

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一月十九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黔军，黔军居高临下地开始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黔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领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黔军冲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哩。”

柏辉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黔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两百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黔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一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