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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

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名，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二月二十二日］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四面八方部署完毕，谆谆教诲也传达完毕，蒋介石给刘湘和薛岳发出了收复遵义的电令：命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现位于桐梓的黔军，限六日集结完毕，即向遵义东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六日集结在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吴奇伟部仍在茶山渡至乌江一带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枫香园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向何方移动，“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蒋介石收复遵义的军事部署立即被中央红军截获。

正是因为这封电报的截获，引发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三月五日凌晨三时，中革军委发出的军事命令是：第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一线钳制敌人，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干部团即日集中于鸭溪附近地域。

当日，毛泽东和朱德到达鸭溪，并以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关于消灭萧［萧致平］、谢［谢溥福］两师的作战部署”。

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签署中央红军的作战命令。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遵义，向着与蒋介石预测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进。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话讲，这叫“声东击西”。毛泽东认为，既然蒋介石依旧判断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决心在遵义地区与中央红军决战，那么，根据“把五个手指一个一个地割掉”的原则，下一步最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战场和合适的时机，继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或几部，使中央红军能够在遵义地区最后落住脚。现在，红军的作战目标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顶替受到重创的吴奇伟部从南向北开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万耀煌部。

中革军委判断向遵义方向扑来的敌军，共有周浑元部两个师七个团、万耀煌部一个师六个团以及黔军何知重部一个师三个团。前敌司令部要求中央红军首先消灭周浑元部的萧致平、谢溥福两个师。具体部署为：第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路攻击纵队，由北向南突击，其第一师需绕到敌人的后方突击，第二师迂回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前敌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司令部前进。第三军团为左路攻击纵队，由南向北进攻，并以一团吸引敌人东进，还应派出小部队迷惑并钳制何知重的黔军。第五军团为总预备队。部署要求各兵团必须于六日“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萧、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发自鸭溪前敌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其制订的依据就是红军截获的蒋介石关于收复遵义的作战部署的第二条，即周浑元部六日集中于枫香园、鸭溪一带，将向遵义城西南地区发起进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动了，设伏在周浑元部进攻的必经之路上。

毛泽东在这个详细的作战部署中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就在这一作战部署被以电报的形式发至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时候，蒋介石用专用的电报密码给薛岳和周浑元又发出一封加急电报——在贵州遵义西南方向那个名叫鸭溪的小镇里的毛泽东，与在四川重庆豪华的范公馆里的蒋介石，两个人给各自部队发出电报的时间居然都是三月五日晚二十三时——蒋介石在这封加急密电中，突然全盘否定了他三日做出的收复遵义的计划，决定贵州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蒋介石不但要求吴奇伟部不要急于渡过乌江，而且自此要“秘其行动”，待敌情明确后再有动作：“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我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蒋介石还要求周浑元部放弃向遵义方向进攻的计划，在鸭溪以南的长干山附近集结并构筑坚固工事：“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黔西窜去，则周纵队亦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兜剿”。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密电的开头阐述了他对中央红军未来动向的分析：“察其企图，不外以下两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事后中央红军的行动表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有了相当的准确性。

三月六日清早，当预定的战场上始终没有出现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影子时，在鸭溪指挥部里的毛泽东立刻意识到问题复杂了。

这个时候，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的行动，都在等待对方的主动进攻，然后试图在对方的调动中寻找到打击的破绽。

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第一、第三军团在遵义、鸭溪至白蜡坎一带徘徊诱敌，希望能够调动起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急躁情绪，诱使他们离开坚固的据点前出到红军眼前。但是，周浑元部在蒋介石和薛岳的一再密令下，不但始终不为红军频繁的调动所迷惑，而且还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如果红军有向另外任何一个方向大规模运动的迹象，就以迅速的行动追击围歼；如果红军主动前来决战，就把红军拖在战场上，等待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包抄而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中央红军反复诱敌没有效果，遵义四周的敌情却已越来越严重了。

蒋介石决心不再与红军比机动，他不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贸然出击，而是打算在根本不交战的情况下，将红军包围在狭窄的地域内，然后逐渐缩小合围的范围。蒋介石认为，在贫瘠的贵州西北山地里，不但粮食困难，陡峭的山势也不利于大部队机动，因此只要稳稳地步步合围，中央红军插翅难逃。

就在中央红军不断徘徊的时候，川军的三个旅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两个师，正从桐梓向遵义方向推进；周浑元部则以缓慢移动并层层筑垒的方式，逐渐占领了遵义以西的战略要点仁怀和鲁班场；滇军孙渡部进入贵州西部并逐渐向东压缩；而黔军一部在打鼓新场配合周浑元部拖住了红军主力，另一部则驻守在黔北的土城以防红军突然北渡长江；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也已从贵阳动身向遵义方向开进；湘军、桂军和粤军联合在遵义地域的东面和南部设置了防线。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由于遵义四周的威胁日渐严重，中央纵队也撤出了遵义县城。

不断的徘徊引发了红军官兵的急躁。

三月十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以打开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已经到达鸭溪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会上除了毛泽东之外所有的人都赞同打这一仗。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如果按照目前敌军的前进速度，很可能在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红军就会受到各路敌军的多方侧击，那样就会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可以想象那个夜晚毛泽东的心绪是何等的焦虑。但是，他之所以坚决反对在打鼓新场作战，除了作战结果可能不利之外，必是在酝酿谋划着另外一场战斗——此时，打上一仗是生存的需要，必须从敌人合围的某个方向冲出去，再不动作就等于坐以待毙。

三月十四日，天亮的时候，前敌司令部发出战斗命令，要求全体红军官兵“以全部力量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开始战斗，而战斗攻击的目标却是比黔军防守的打鼓新场更坚固的一个据点——由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八个团坚守的鲁班场。

鲁班场，贵州仁怀县内的一个小集镇，三面环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周浑元部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鲁班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等着红军主动进攻。

十五日下午，红军的进攻开始了。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攻击坚固阵地的战斗是极其艰难的。

在突破碉堡前面的深壕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三团和六团官兵迎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前仆后继，虽然攻击在局部地段显出成效，但是整个战局始终无法突破。红军官兵伤亡多达一千五百人，最后不得不放弃攻击，与周浑元部形成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因为此战不但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位置，造成红军兵力的严重损失，而且一旦对峙形成，国民党各路大军将飞速合围而来。

危险已经临近。

十六日黄昏，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放弃鲁班场，立即向北，“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在茅台镇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命令详尽安排了中央红军各军团渡过赤水河的次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军团渡河具体计划的后面，都附加着这样一句话：渡河后向西或西北走出二十至三十里“隐蔽休息”。

迅速撤离鲁班场战场的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掉头向西北方向急进，于十六日当天占领茅台镇。

这个赤水河边的小集镇以出产优质的白酒闻名中外。占领了茅台镇的红军官兵没有侵犯酒厂的酒窖，但还是在当地大土豪的家里搬出了数百坛茅台酒，然后和全镇的贫苦百姓一起享用，几乎所有官兵的水壶里都灌满了茅台酒。红军的野战医院更是忙碌，他们储存了大量的酒以便当作消毒的酒精用，红军小卫生员们忙着用酒给伤员擦伤口，把脏的绷带在酒里浸泡后赶紧晒出去。干部们建议脚肿了的战士用酒洗脚，头上生虱子的则用酒洗头。霎时间，茅台镇里酒香四溢。

红一军团第二师参谋长熊伯涛，住宿在茅台村附近一个已经逃走的富人的酒坊里：

……义成老烧房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设着每只可装二十担水的大口缸，装满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酒。此外，封着口的酒缸，大约在一百缸以上；已经装好瓶子的，约有几千瓶，空瓶在后面院子内堆得像山一样……真奇怪，拿起茶缸喝了两口，“哎呀，真好酒！”喝到三四五口以后，头也昏了，再勉强喝两口，到口内时，由于神经的命令，坚决拒绝入腹，因此除了鼓动其他的人“喝啊”以外，再没有能力和勇气继续喝下去了。又很不甘心，睡几分钟又起来喝两口，喝了几次，甚至还跑到大酒缸边去看了两次。第二天出发，用衣服包着三瓶酒带走了，小休息的时候，就揭开瓶子痛饮。不到一天，就在大家共同欣赏下宣告完结了，一二天内部队里茅台酒绝迹了。

在茅台渡口渡河的时候，毛泽东不但没有强调部队隐蔽，还问红军官兵们：“看见敌人的飞机了没有？”小红军抢着说：“看见了，狗日的飞得很低，就不怕被咱们打下来！”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沿着旧路向北进入川南，然后再次试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他严厉催促国民党军各部队迅速向黔北和川南地域推进。

吴奇伟部因为心有余悸而推进缓慢。十四日十七时，他致电蒋介石说：“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蒋介石不禁大发雷霆，将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一并斥责道：

梧生［吴奇伟］部到枫香坝后，其主力不得停留片刻，应即向太平场、井坝道路转进。如遇匪后卫拦阻，更应猛力冲击，并设法绕至其后卫两侧，竭力抄袭。若照梧生寒［十四日］酉［十七时］电称，“梁［梁华盛］师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希严令遵行！

三月二十日，已经渡过赤水河并在西岸附近隐蔽休息的红军各部队接到了立即疾行的命令：“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二十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中革军委指出，再渡赤水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严重紧急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最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派出一个团，继续向西“逼近古蔺方向之敌”，“伪装我主力西进”，但“遂行此任务后”，“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中国革命史上最绝妙的一刻到了：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官兵，现在又掉头重新东渡赤水，并且迎着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从他们三天前走过的原路折了回去。这是国民党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因此他们依旧在向北昼夜行军，然后几乎与突然返回的中央红军主力擦肩而过——没有确凿史料表明这个惊人的举动是毛泽东策划已久的，也没有确凿史料证明毛泽东这个异常冒险的想法产生于哪一时刻。也许，在发布鲁班场战场命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的路线想清楚了——红军撤离鲁班场战场开始西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曾问刘伯承：“咱们第二次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毛泽东话里的玄机，马上派人去赤水河边查看，并且安排部队把河上的浮桥看管起来。

红一军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西进的那个团行动极其成功。他们在快要到达古蔺县城的时候，遇到前来阻击的川军的一个团，红军官兵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把川军打得疯狂逃窜，其士气之凶猛颇有主力部队横扫一切的样子。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更加确信中央红军一定会北渡长江。于是，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向东再渡赤水的时候，国民党各路大军依旧在昼夜兼程向川南前进。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催促电报，措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兴奋：“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至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连同中央纵队在内，全部秘密而迅速地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贵州境内。这是自一月二十九日因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第一次西渡赤水河之后，红军官兵第四次跨越这条纵贯黔北的大河。

两天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一部分在长干山，一部分向枫香坝，沿途张贴标语，放火烧山，制造红军大军北上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继续北进。然后，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了迅速南下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