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节（第10501-10550行） (211/371)

一纵三师攻击的西面，是最顽固的国民党军二〇七师的防区。二〇七师并没受接受周福成的指挥而是在独立作战。防区内工事坚固，堡垒错落。三十一日晚，三师突破第一道防线时，遭到炮火和坦克的火力拦截。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着炮兵团赶来支援。一日凌晨，未等三师发动新的攻击，二〇七师突然发动反击。九团一营教导员孙玉章组织前沿的政治喊话，解放军官兵警告二〇七师官兵，沈阳已是一座孤城，只有投降才有活路。喊话收到了效果，一座碉堡里伸出一面白旗，几分钟后，国民党军的一个上尉连长走出来，声称是谈判起义的，孙教导员说：“你们只有投降！”一营趁势向第二道防线前进。守军疯狂抵抗，率领突击班前进的三连副指导员董克勤中弹牺牲。三连和一连的官兵怒不可遏，以伤亡几十人的代价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一日清晨，二纵四师十二团一营在团参谋长程璠的率领下，冲进沈阳市区，迎头撞上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装甲团。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来不及作出战斗反应的官兵纷纷跑进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开始商量如何对付这些钢铁家伙。从大楼向下看，装甲车分三路包围了大楼，机关炮猛烈地射击，大楼的窗户被打得粉碎。一营的战士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打锦州时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大多是新兵。这些新战士面对装甲车的攻击显得有些慌张，程参谋长大声喊：“装甲车能上楼吗？”大家说：“不能！”程参谋长又喊：“我们在楼上的暗处，装甲车在楼下的明处，有什么可怕的？”一连长许维国带领一个爆破组，决心做出个样子给战士们看看，他们突然冲出大楼，把一根爆破筒塞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面，一声巨响过后，战士们看见装甲车里的弹药被引爆，其余的装甲车纷纷退了回去。受到鼓舞的官兵开始向装甲车发动围攻，战斗中排长陈开美和副排长王洪勋等二十多名官兵付出了生命。最后，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一路使劲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到了跟前，这个副营长问：“你们是二纵刘震司令的队伍吗？”程参谋长说：“没错！”于是他们说装甲车团要投诚——装甲团六十辆装甲车，让一连官兵打坏两辆，剩下的五十八辆让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开着到四师师部报到去了。

东北野战军官兵在沈阳市区错综复杂的街巷中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建筑物里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密集的子弹导致不少官兵伤亡，但说不定哪条街上会突然走出来一队国民党兵，说他们要投诚，于是，几个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军。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跑过来，把街上的解放军干部往院子里拉，然后喊：“全体集合！”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队列的后面还有八辆坦克。副营长递上来印花的名片，说他们的营长早就跑了。解放军干部刚开口介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国民党军便一起举起了一张彩色的纸，他们喊：“都知道了！”——那些彩色的纸，是东北野战军印制的传单。

上午九时左右，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要接二纵五师十四团的解放军代表去接洽谈判。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着三名股长以及几名战士到达五马路的一幢楼上。出面谈判的是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三个人提出的中心条件是承认他们“火线起义”。王佐邦主任说，我们既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们起义的通报，双方更没有事先达成某种协议，因此现在我们无权承认你们“火线起义”，守备总队只能立即交出防御地图，所属部队全部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于是，就是否“火线起义”的问题，双方剧烈地争论起来。争吵的时候，守备总队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大多是报告部队被打散或者投降的消息，弄得气氛愈加紧张。最后，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同意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总队长毛芝荃就是不同意，坚持必须给他一个“火线起义”的承诺。正在这时，突然有个国民党军军官大喊大叫地冲上楼，端着冲锋枪就朝天花板扫射：“我们早就起义了，他们还打我们，谈判个屁！”顿时，王佐邦主任身边的战士也端起枪对准了毛芝荃。双方僵持的时候，王主任说：“刚才那一梭子是朝我放的，这说明你们既不想起义，也不想投诚，而是想打，那就请便吧。”说完，就要走人，被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拉住，他们还是要求继续谈判。再次谈到“火线起义”的时候，毛总队长拿出两个证据，说他早就下令部队不抵抗，同时还与高级将领们商量过起义的事。但王佐邦主任说，从没有看到过守备总队起义的迹象，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火线起义”。毛队长提出派代表去东北“剿总”司令部找人查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去那里要路过还在抵抗的二〇七师的防区，而且王主任还要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好容易到达东北“剿总”司令部，得知那里已经宣布投诚，司令部里混乱不堪，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军官兵出出进进，根本找不到可供查证的人。只好又回来继续争吵。下午，楼外突然枪声大作，毛总队长的警卫部队被解决了，毛芝荃这才让步，交出了防御部署图，下令部队去指定地点集中。当毛总队长本人被要求留在原处听候处理时，他又愤怒了，说先是起义，后是投诚，现在怎么又成了俘虏？两天后，王佐邦主任带着慰问品看望了他——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最后被定性为“火线投诚”。

十二纵攻击到东北“剿总”司令部时，没有遇到抵抗。有人来联系起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说：“什么时候了，还起义？叫他们赶快放下武器！”于是，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克征前来商谈，坚持要求起义。周彬请示了纵队司令员刘震，刘司令“也是不同意起义”。双方争论长达两个小时，袁副参谋长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一会儿，他回来了：“我们可以考虑交枪投诚，但请保障我们几个将官的安全。”在得到不但保障个人生命安全，而且还保障个人财产安全之后，袁副参谋长在放下武器的文件上签了字。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

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里，解放军官兵没有找到周福成。

下午，二纵六师十六团一连官兵报告说，他们在一家银行的楼内发现了“国民党军的大官”——一连长黄达宣率领两个排在大西门里附近的世合公银行外发现了国民党兵，于是发起攻击。国民党兵往银行里退，但始终没有开枪。黄连长和他的官兵冲了进去：

有一间大房子光线很暗，桌子上摆得非常杂乱，酒瓶、罐头、电话机狼藉一片。战士们的枪口对准屋内所有的人，室内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瞬间，只见一个外穿大衣内穿便服的人走过来，他低声对黄达宣说：“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第三纵队（实为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黄达宣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与此同时，又把周福成的警卫人员缴了械。一切解决得很顺利。但外面不时还传来稀疏的枪声。此时赶来的营长马志高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第二〇七师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命令他们投降。”周福成为难地说：“第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

二纵六师师长张竭诚说：“你若早点起义，我们何必动用这么多军队？”

周福成说：“你们辛苦了。”

二日下午十六时，国民党军二〇七师残部被歼灭后，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东北野战军主力对沈阳发起总攻的时候，在沈阳的西南方向，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对营口形成包围。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正万分焦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重庆”号巡洋舰以及二十多艘登陆舰和商船抵达营口港。为了掩护撤退，刘玉章集中起两个团的兵力和全部的火力，对急速赶来的东北野战军实施反击。当晚，第五十二军主力开始登船。九纵的重炮团和已经抵近海岸的部队猛烈射击。至二日上午十时，第五十二军一万四千人被歼，另一万人乘船逃脱。

营口守军撤退的同时，驻守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独立九十五师被海运至秦皇岛，第三十九军和第五十四军被海运至上海、南京后转运徐州战场。

九日，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西、葫芦岛。

三天后，驻扎在承德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撤入关内。

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具有决战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战役“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次战役，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参战部队为：两个兵团部、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以及独立师、骑兵师等，约七十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补训部队约三十万人，战役投入总兵力约一百万。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五个兵团、十六个军、五十一个师（旅），连同特种兵和保安部队，共约六十万兵力。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师（旅）以及非正规军九个师（总队），共计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其中毙伤五万八千六百人，俘虏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人，起义、投诚九万零九百人。战役缴获：各种火炮六千五百四十六门，轻重机枪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三挺，长短枪支二十万三千九百七十一支，飞机九架，坦克一百六十辆，装甲车一百八十辆，汽车两千两百六十一辆，战马两万三千五百九十五匹，大车一千零六十二辆，电台三百五十三部，炮弹两万七千零一十八枚，枪弹两千四百三十五万发。至战役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损失人员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阵亡一万零四百零一人，负伤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九人，失踪一千八百四十七人。

辽沈战役震惊世界。

路透社十一月一日电：“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情绪悲观：“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东北的失利，是“国民党军最后一连串军事失败的开始”。美国政府认为：“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

直至多年以后，国民党方面还有人在反思东北失败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腐败和经济混乱导致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金融受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

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

蒋介石下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在北平孤独地住了几天后，卫立煌飞往上海，然后飞往广州。他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后被军用专机“送”到南京上海路家中软禁。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卫立煌终于得以与夫人到达香港。这一年的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卫立煌给毛泽东发去一封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致电贺忱。

煌十月江（三日）电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广州。

一天后，毛泽东致电：

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立煌到达北京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留他吃晚饭，又留他看电影。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北京天降大雪，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指挥过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的卫立煌，因患病离世，终年六十四岁。

卫立煌离世的时候，当年将他从沈阳救出的杜聿明，刚刚获得特赦走出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八日，杜聿明也从葫芦岛撤到北平，但是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以赴刑场之心情”重上战场。杜聿明后来说：“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十一月三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的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

杜聿明离开的那天，十一月九日中午，傅作义为他设宴饯行。酒过三巡之后，杜聿明口气肯定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他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傅作义立即想到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那席话：“满洲和它的三十万左右最优秀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酒席还没结束，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起义发生在中原地带大运河附近，就是杜聿明将要前往的那个“刑场”。

杜聿明独自走进北海公园。

湖水静谧，残雪斑驳，年代久远的白塔高高地矗立在萧瑟的林木之上。

杜聿明留给北平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下午十四时半，杜聿明飞往南京。

此刻，在中国国土的腹部，一场比辽沈战役更大规模的厮杀——国民党一方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一方则称之为淮海战役——已经爆发了。

第十二章

淮海战役：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孔夫子有言在先：“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两千多年后，一个秋凉时节，雕梁画栋的孔府成为军事大本营。

华东野战军前委驻扎在孔府，前委扩大会在孔林里召开。四周枝叶繁盛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刻有历代文字的巨大石碑已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一群刚刚打完一场城市攻坚战的将领们，置身在弥漫着松脂气的幽深之处，激烈地讨论着下一步的作战方向。

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战场，并不在通常意义上的华中淮海地区。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战场纵横千里：东自黄海边，西至河南商丘，北自山东临城，南至淮河北岸。这是一片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北上越过陇海路可直通平津，南下越过长江可直达京沪，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运河和淮河两条水路交错其间，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中原战略要地。

就淮海战役的演变进程而言，军史界素有“小淮海”与“大淮海”之称。

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战场态势已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徐州“剿总”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收缩兵力，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的三个兵团集结在徐州以东、以西地区，苏北海州一线兵力部署相对薄弱。华东野战军攻击济南时，预计国民党军将自徐州方向大规模增援，但是国民党军的增援行动没有实施，华东野战军兵力雄厚的打援兵团没能接敌。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失去了徐州北面的屏障，因此，在长江以北的中原战场上，国共军事力量形成近距离对垒：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总兵力达六十万以上，而国民党军七个机动兵团、九个绥靖区司令部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也将近百万——兵力庞大的两军对峙于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双方都企图迅速判明对方的意图并作出决策：华东野战军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国民党军必须应对徐州军事集团北面门户洞开的局势。

济南战役还正进行的时候，粟裕考虑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有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在徐州以西寻找战机。在这个方向上作战，还可以与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协同，但战场被夹在国民党军华中与徐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回旋的余地不大，兵力上也处于劣势。二是南下出兵徐蚌线，攻占淮阴和淮安，这样不但会使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退守长江，还可以将山东和苏北战场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