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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的小路上一匹快马在大雨中飞驰而至。

锣鼓声立刻响了起来。

紧接着，三十多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卫兵脚下的马蹄踏出一排排银色的水花。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高大而微胖，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在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作战中被反复设想、不断期待的时刻就这样出现了。

红军官兵用力敲打着锣鼓，努力地高喊口号。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险、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残酷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此时此刻，他们备感胜利所带来的欢乐。

红军官兵们哭了，他们的泪水被裹在大雨里令山川青翠。

流下喜极之泪的红军官兵无法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更加危险的时刻正在来临。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异常憔悴，他抻了抻已经湿透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

1935年8月·松潘草地

毛泽东此生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也许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当时，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管理员，而二十一岁的张国焘不但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当时彼此的身份不同，但相信应该有过来往，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国焘后来这样记述了那时他眼中的毛泽东：

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烬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从现有的史料中看，中国工农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中共中央暂时转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后，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矫枉必须过正。”张国焘认为这句话有些“左”倾，说如果按照你的“有土皆豪”的观点，你也是湖南一个有土地的自耕农，难道你也成了土豪不成？当时毛泽东大笑。但是，张国焘还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所做的努力“对中共有极大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了毛泽东要求回湖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要求：“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运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中。眼下，在中国西部一条荒凉的小路上，尽管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两个人登上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官兵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紧跟着发表了答谢词。其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

欢迎会开完之后，领导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待张国焘前来商量今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居然能够运进来“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红军官兵们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瞬间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经历的所有苦难和牺牲都是值得的。

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抚边的南北两端：分配给张国焘的，是这个仅有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间店铺，柜台里面是他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柜台外面是他的随行人员的住处。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炖得很烂的鸡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面食物，还有用大罐子装的酒。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似乎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后来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有意回避着敏感的话题，反而使喧闹的宴会显得有些空洞。

毛泽东照例拿“是否吃辣椒是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开着玩笑：

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者的妙论。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张国焘已经感到了无形中的隔阂。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红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以及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陕甘根据地——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战事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应该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要“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宗南的部队“向前夺取松潘”。还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军委所作的报告，讨论基本是在北进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的。最后，会议形成一个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在中国的陕北，有一片由共产党人刘志丹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而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那里的情况。

留在茂县的徐向前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此刻他焦急万分，部队一部分被派去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分被派去筹集粮食和物资，由于剩下的兵力有限，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位于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所有部队不得不“处于守势”。蒋介石判断两支红军会合后，“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北面，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部署于松潘至平武一线；东面，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的九十多个团固守在江油、汶川和灌县一线；南面，川军杨森、邓锡侯部的五十多个团布防在芦山、雅安、荥经一线。而川军刘文辉部、中央军薛岳部正自南向北逐步推进，甘肃和青海的马家军屯兵两省边界也在准备出击。红军分散在这四个方向上的部队，几乎每天都在作战，而且打的都是阵地战，消耗和伤亡极大。六月十二日，徐向前起草报告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催促中央尽快决定两军会合后的军事部署：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亟待决定者，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六月十九日，在各路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红四方面军大本营茂县东北方向的战略要地北川丢失，红军被迫退至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据险防守。

同一天，在南面阻击川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也被迫撤出宝兴。在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严令下，一个旅的川军绕路翻过雪山，迂回到第五军团阻击阵地的后面发起攻击。红军由于两面受敌最终放弃了阵地。自渡过大渡河以来，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没有一天不处在战斗中。中央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时，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奉命在夹金山南麓阻击川军的追击，他们在一个名叫盐井坪的地方坚守整整五天才接到撤退翻越大雪山的命令。在雪山上，三十七团的官兵看见了一个个隆起的雪堆，雪堆下都是前面的部队翻越雪山时牺牲的官兵。当三十七团终于从雪山上下来到达宿营地时，军团通信员拿着军团首长的信已经在等他们了。团长谢良以为是命令三十七团整理军容，以便让中央红军这支最后的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信的内容却是为保证两河口会议顺利召开、保证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休整，命令三十七团迅速按照原路返回至盐井坪一线继续阻击敌人。三十七团的官兵没说二话，掉头重新翻过夹金山，迎着已经开始翻山的川军扑过去，硬是把川军压回到盐井坪。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为了实施北进松潘的作战计划，红五军团给三十七团的电报是：“接此电后，立即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在不到十五天的时间里，三十七团的官兵开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大雪山。部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一连炊事班班长不行了，他对指导员说：“我……不行了，过不去了……”说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身边是一副他从江西苏区一直挑到了雪山顶上的油盐担子。

张国焘回到抚边村北端的那个店铺里。吃午饭的时候，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一份中共中央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这份报纸是三天前在懋功油印出来的。听一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写的，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借用当年列宁反对建立“欧洲联邦”之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国焘刚刚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说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曾经在遵义会议上讥讽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现在他又讽刺从莫斯科回来的张国焘说：“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可以想象，因为在苏联学习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布尔什维克青年凯丰写出的檄文必会气势如虹。凯丰这样一篇重磅炸弹式的文章登在中共中央的报纸上，足以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那个“联邦政府”即便没有政治野心，其名称也是十分奇异的：既然标榜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通行的惯例，叫“川康苏维埃政府”也就可以了，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其实，比《列宁论联邦》更值得张国焘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于两河口会议的前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的《前进报》上，文章的题目是《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的舆论准备。其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克服一切道路、粮食、山地、河流的困难”，“用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消灭敌人，争取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与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地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张国焘也许会自恃兵强马壮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基层官兵也开始有了小摩擦。除了“大脑袋”和“小脑袋”的议论外，一些小事在双方之间也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恶语相向。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官兵看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而博古则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还有二三百银洋。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认为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多年后，彭德怀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