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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突然而至，宋希濂对全局没有判断，认为这是一场局部作战。他迅速调集优势兵力，由来凤、龙山地区（位于湘西与鄂西南交界处）向湘西永顺方向推进，目标是把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合围消灭。宋希濂曾对胡宗南说他不了解共产党，那么他就更不会了解自己的作战对手林彪。林彪命令第四十七军一四一、一三九师停止在龙山以南、永顺以北一线，同时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希望第二野战军抽出两三个师的兵力迅速进占酉阳（位于川东南）——“如敌确实以主力进攻永顺，则可由酉阳向黔江（位于川东与鄂西交界处）前进；如敌不攻永顺地区，由酉阳直出彭水（位于川东南）及其东北断敌退路”。为此，林彪表示将第四十七军的两个师交由第二野战军统一指挥。

林彪的作战意图不在永顺，而在将宋希濂的部队分割围歼。

根据这一作战计划，右翼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主力和湖北军区部队从湖北的宜昌至秭归间南渡长江，重创宋希濂的第一二四军后，向鄂西南急速推进，占领重镇恩施，截断了宋希濂北退四川的通路。左翼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沿川湘大道迅速西进，占领酉阳后，主力直取乌江东岸的龚滩（位于酉阳以北）；第十一军则从湘西出发，直插湘鄂川交界处，将宋希濂的主力部队截成南北两块。第四十七军为隐蔽战役意图，冒着连绵阴雨翻山越岭，取捷径从第十一、第十二军之间向黔江急进，以迂回到敌人的右侧。

宋希濂对共产党军队对他的合围始料不及。

十一月七日早晨，宋希濂和他的副参谋长罗开甲、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在大雨中来到来凤城，与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一起商议对策。所有的人都预感到了被包围的危险，危险来自湘鄂川交界处那块由黔江、咸丰、来凤城、龙山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是从鄂西南和湘西南退四川的咽喉之地，驻守着钟彬的第十四兵团部，北面就是宋希濂的绥署司令部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部。几个人正一筹莫展之际，驻守黔江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今日拂晓解放军攻占了秀山。秀山位于川东南的一角，但从这里向西可达乌江东岸的彭水，向北可经酉阳直抵黔江。宋希濂意识到，以秀山为迂回出发地，解放军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那样一来，自己必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厄运。宋希濂立即命令部队沿着川鄂公路西撤四川。

八日，得知敌人开始撤退，林彪要求第四十七军一四一、一三九师“不顾一切疲劳，立即日夜沿公路猛追，每日行程必须超过一百里”，协同第二野战军将敌人全歼于黔江与彭水之间。

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开始了追击。刘伯承、邓小平特别电告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和政治委员谢富治：

……我四野已令四十七军等部队兼程［每日百里以上］前进，捕捉战机。因此，你们应同时令轻装行动之先头军兼程急进，打破近来屡次行军之惯例，最低限度应距四十七军不迟至两日路程，争取配合四十七军。如迟至戌（十一月）真（十一日）才到黔江，则有使四十七军孤立作战之危险，或敌人先我占领要点，望特别注意。此次四兵团在解放广州后十天左右都可以超百里以上之行程星夜急进，故能取得歼敌四个军之胜利，望以之激励所部……

十日，右翼部队截住宋希濂的第七十九军两个师，第十五军、第一二四军各一个师，经过六天激战，全歼敌军，俘虏第七十九军副军长萧炳寅；左翼第十一军击溃宋希濂第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和第二、第十五军各一部，并突破乌江；十六日，第四十七军在彭水地区强渡乌江；第十二军突破乌江后继续西进，与宋希濂的第二军九师和第十五军二四三师遭遇，第十二军在四天的时间里连续发起攻击，敌军被重创后于二十日晨撤逃。

宋希濂被裹在撤退的乱军中。他弄不明白解放军向西南地区的进攻，为什么不从胡宗南那里开始却偏偏选择了他。他从咸丰撤到黔江，县城里见不到一个百姓，搞不到任何吃的东西——“回想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个时期，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百姓对军队的热烈欢迎、积极支援的情景，与今天对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十二日上午，有报告说解放军已追至黔江，正在西北方向渡唐岩河，宋希濂立即命令司令部撤离。大队人马刚上公路，第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师长董惠追上来了。五十四师因为撤退的距离远，一连几天都落在大部队的后面。董师长说部队实在跑不动了，刚到唐岩河边倒下便睡，结果全师被追击来的解放军缴了枪。宋希濂没有时间责备董惠，因为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大队人马拔脚向彭水撤去。到达彭水，正在布防，第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来了。顾军长说他的部队被截成几段，然后分别遭到围歼，只有大约两千人逃了出来。接着，宋希濂又接到第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的消息，龚军长以超出其他部队的速度此刻已经撤到长江边了。宋希濂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在几天的撤退中，他指挥的六个军中，第一二二军在湘西大庸被歼，第七十九军和第一二四军也损失得差不多了，第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在唐岩河被歼，第十五军一六九师也损失了大部，第一一八军二九八师师长傅碧人正带着残部往成都跑呢，自己能指挥的部队，只剩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的大部。

逃过乌江，宋希濂到达江口。在这个位于川东的小镇上，他见到了特意从重庆乘吉普车赶来的蒋经国，宋希濂这才得知，蒋介石已于十四日从台湾飞到重庆。蒋经国带来了蒋介石的六封亲笔信，除了一封给宋希濂外，湘鄂川边区绥署下辖的六个军长每人一封。宋希濂颇感蒋介石的苦心，他给宋希濂写了五页纸，大意是他虽然引退，但为救党救国，必须和大家一起“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否则“党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蒋介石勉励宋希濂抱着“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巩固川东战线，给共军以迎头痛击”。

晚上，蒋经国与宋希濂进行了一次私密谈话，与几个月前与胡宗南的谈话一样，也是从晚上八时谈到凌晨一时，只不过宋希濂的心情已大不如前，他用“相当激愤的语气”分析了自己失利的主要原因：一、共军实力雄厚，尤以指战员战斗意志旺盛，不怕任何困难，作战时猛打猛冲，经常从一些崎岖小径抄袭我军侧背，弄得许多部队被节节截断，分别被包围消灭。二、绥署指挥的六个军，除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尤以自国军主力部队在东北、徐蚌、平津一带被歼后，官兵对与共军作战完全没有信心。三、鄂西山地粮食产量有限，部队补给主要依靠重庆运输，但由于路程远运力差，前线官兵常常吃不饱；鄂西川东一带崇山峻岭，现在已经相当寒冷，但各部队所领到的棉服仅有半数。吃不饱、穿不暖，当然严重影响士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打不赢。

蒋经国对宋希濂的一番话“有些惊愕”，沉默了一会儿后，他也总结了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二十年来，国民党既没有领导政治，也没有领导军队，只有彻底改造国民党，使每一个政治干部军事干部，都能真正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面对宋希濂说出这番话，蒋经国可谓推心置腹。但当宋希濂问及关于目前局势，总裁是什么态度时，蒋经国却没有确切的答复：“现在打算把宗南的第一军调过来，希望这方面能撑持一个时期。”宋希濂终于明白，蒋介石除了要求他抵抗外，已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临别，他对蒋经国说：“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此时，第二野战军杨勇的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杜义德的第十军已突进贵州，国民党军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和驻守贵州的第十九兵团司令官何绍周放弃贵阳向四川方向撤退，第二野战军西进昆明和四川的大门就此敞开。

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对于共产党军队的入川方向一直判断有误。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说：“毛泽东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

毛泽东对于如何解决西南问题煞费苦心。

首先，必须让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的入川方向是陕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在秦岭边缘不断出击，把胡宗南和蒋介石弄得十分紧张。同时，第二野战军部分主力乘坐火车北上，以造成大军向陕南开进的声势。火车从江苏的浦口发车，沿津浦路转陇海路，车到郑州时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其次，在第四野战军横扫中南战场之际，命令第二野战军部分主力，以大迂回的方式向湘鄂黔边界集结：杨勇的第五兵团从江西上饶秘密开进湘西，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则由郑州秘密南下。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在武汉，我们和四野的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行动的掩护下，实现出奇制胜的意图。”

毛泽东决策的基本点是：首先把四川的国民党军稳住，秘密地从川黔边界直插川南，堵住川敌向云南和西康逃窜的退路。然后第二野战军从东、北、南三面全线压上，把大陆上的国民党军最后全歼于四川境内。

蒋介石之所以判断毛泽东必从陕南、川北进入四川，是因为川黔方向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关隘林立，江河纵横，交通极其不便。而从北面沿川陕公路进入四川，便于大部队机动展开；北面又有陇海铁路，运输兵力和装备快捷；还有老解放区作后盾，可以解决补给问题。为此，蒋介石在制定死守西南的作战计划时，尽管在川东地区部署了宋希濂的部队，但是从整体态势上看，他还是把战力更强的胡宗南的部队放在了陕南、川北。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后，从各个战场逃亡的国民党军几乎都跑进了四川，四川盆地因此成了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大杂烩。虽然番号繁多，建制混乱，军心涣散，但聚集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总兵力，仍然达到九十万。当时，第二野战军总兵力约为五十万，加上位于陕南地区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承担解放西南作战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为六十万。

西南，是国共两军在大陆上的最后战场。

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的作战要点是：“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巴山蜀水，山高路远。

第二野战军从华东向西南进军，路途近者两千余公里，远者在四千公里以上。部队路过长沙的时候，专门等候在这里的西蒙诺夫，见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并随刘伯承一起参加了长沙警备部队的欢迎晚宴——“他有着圆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灰白的头，带着沉静得惊人的表情的脸，穿着没有任何职级标志的黑色制服——与其说他像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老练的将领之一，不如说他更像大学中的一位老教授”。“这位已经毫不间断地战斗了三十年，负过十多次伤，好多次被国民党报纸说他死了，又好多次复活了的刘伯承将军，是谦逊的人之中最为谦逊的人。他坐在为他而设的晚宴间，似乎这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全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一位偶然光临的客人，比谁都更希望不受人注意”。晚宴结束后，刘伯承对西蒙诺夫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当南方作战结束了时，请上我们部队里来——如果您来得及的话——我们也很快要发动攻重庆了。”

蒋介石刚刚过完他的六十三岁生日，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在发现解放军主力并没有顺着川陕公路入川之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毛泽东的目标是重庆，于是他急促地调动部队重新布防：赵子立的第一二七军开赴川东与鄂西交界处的奉节和巫山，以阻止解放军沿长江北岸西进；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移至川东万县至丰都一线；宋希濂集团余部防守重庆以东的涪陵地区；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在重庆以南的綦江、南川地区，郭汝瑰的第七十二军开赴川东南的叙永，以加强对贵阳、遵义方向的正面防守。同时，命令胡宗南的部队由秦岭、大巴山以南撤入川，其陈鞠旅的第一军和许良玉的第三军迅速开到重庆附近加强防御。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十一月二十一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和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位于川东南与滇东北交界处），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人几天为有利”。“十一、十二两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等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第二野战军的这一行动计划，仍是对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意图的实施。

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和杨勇的第五兵团昼夜兼程，直插川南宜宾方向——一九三六年初，毛泽东曾率中央红军在这一地区辗转良久，试图北渡长江进入川陕根据地而不成，最终被迫返回贵州四渡赤水河以寻生路。此刻，山河依旧，共产党人已可以任意驰骋。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截住宋希濂的部队，一日内竟歼敌俘敌两万余人。二十五日下午，一三九师四一六团三连一排追到乌江边，排长韩喜看见从上游驶来四条船，一排的战士喊：“停下来，不然就开枪啦！”船上的国民党军军官也喊起来：“弟兄们，我们人太多，坐不下啦！”一排的战士笑了，说他们把咱们当自己人了。船近了，一排的冲锋枪响了，四条船被迫靠岸。一排官兵一看，船上坐着军官太太，还堆着两麻袋光洋、六千斤大米、大批的美国香烟以及五万双胶鞋。一问，军官里还有第七十九军的参谋长。这边的俘获还没查完，那边又来了五条船，船上的两百多名国民党军即刻成了俘虏。韩喜发现船上的一个军官趁乱悄悄跑了，而且越跑越快，大盖帽都跑掉了，他立刻命令四班追上去。四班把这个小个子军官抓回来，韩喜才知道他是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因为他身上有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至二十八日，第四十七军主力会同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将宋希濂的第二军和第十五军大部以及驻守在綦江、南川地区的罗广文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

二十九日，重庆被三面包围。

重庆全城陷入巨大的混乱中。蒋介石从台湾调来的“特种破坏队”，忙着布置对全市重要目标，包括发电厂、钢铁厂、军火仓库以及其他重要城市设施实施爆炸破坏。从广州迁到重庆不久的国民党政府各机构再一次开始大搬家，行政院长阎锡山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飞往成都，接着各部门的大小官员们也开始“紧急疏散”。

就在阎锡山和张群逃出重庆的那天，一群衣衫褴褛的政治犯在卡宾枪和机枪近距离的扫射中爆发出绝望的呐喊，他们集体冲向中国当代史上那座最著名的监狱的围墙，围墙开裂的地方随即被交叠在一起的躯体堵塞，这些血肉模糊的躯体在彻夜轰鸣的解放炮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座监狱的全称叫渣滓洞，以关押政治立场最为强硬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闻名。在接连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中，有一个名字至今为我们所熟知：江竹筠，中共川东地委地下联络员。她的同事和战友都称她为“江姐”，今天的中国人依旧这样称呼她。有资料显示，江姐被杀害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蒋介石从台湾飞抵重庆。无法得知这位饱受酷刑而骨硬如钢的共产党人的生命终结，与蒋介石的到来有什么必然关联，但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日子，令当代中国人永远不能释怀。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天的重庆“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从牢房里被押解出来的江竹筠已被折磨得步履艰难，当西南朦胧的月色映上她清瘦而沉静的脸庞时，身后的枪响了——这位共产党人没能看见她为之付出生命的新中国，她在年仅二十九岁时被枪杀于重庆解放前夕。

二十九日，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道路被混乱的溃兵和汽车堵塞，蒋介石不得不三次下车步行，最后改换吉普车前行，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他在专机上一直等到三十日六时，当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飞机离开重庆飞往成都。而这时候，从江口方向渡过长江的曾绍山的第十一军“已迫近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

三十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官兵乘三艘商轮，从巴县的广阳坝顺着长江驶来，黄昏时分，商船猛地靠上山城门户朝天门码头。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渡江之后占领了重庆全城的制高点浮图关；第十二军在江津渡江，攻占成渝路上的要地来凤驿。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城市重庆解放。

以重庆为轴心扩大战果的行动随即展开，第二、第四野战军入川部队日夜兼程冲入成都平原。

第四十七军向重庆东北方向发展，占领长寿后翻越华蓥山占领广安；第十二军向重庆的西北方向发展，占领大足和内江，直指成都南面的彭山；第十一军向重庆的北面发展，占领铜梁和合川；第五十军和湖北军区独立一师渡过长江，阻截从万县地区逃跑的国民党军，之后沿长江占领忠县；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沿三峡西进，占领川东重镇万县。与此同时，杨勇的第五兵团和杜义德的第十军已迂回川南：第十六军渡过赤水河，翻越营盘山，于十二月一日占领川东南要地叙永，之后继续向北渡过长江，进入泸县以西的南溪地区；第十八军从贵州毕节经云南镇雄，穿越乌蒙山小路进入川南，直逼宜宾；第十军从遵义和桐梓向北连续六天急行军，十二月二日进入四川，渡过长江后进入泸县地区，然后以昼夜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兵分两路追击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终于迫使该军军长周青廷以下三千余名官兵在泸县以北投诚。

至此，川境国民党军逃往贵州和云南的通路被彻底截断。

此刻，即使云南的通路依旧敞开，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也不敢往那里退了，因为国民党云南省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已经宣布起义。

卢汉，彝族吉迪家族后裔，参加过辛亥起义的滇军元老。抗战胜利后，曾作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率几乎全部滇军部队进入越南，在河内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而蒋介石趁此机会剥夺了“云南王”龙云的省府主席职权，将滇系势力从根本上加以扼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命令越南境内的滇军开赴东北，离开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跨越近万公里路途，来到寒风凛冽的东北战场——自蒋介石打算瓦解滇军的那天起，就注定了滇军对他的一次又一次反叛。滇系部队进入东北之后，先是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起义；接着，第九十三军被歼灭于锦州城内，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军长盛家兴弃城逃跑被俘；最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吉林长春起义。一九四八年底，龙云从南京逃入香港，派人进入昆明联络卢汉，决心共同反叛蒋介石。人民解放军攻入四川后，卢汉眼见着川东与川南重地一一失守，他拒绝了蒋介石把西南地区的军事首脑机关由重庆迁入昆明的命令，于十二月九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在卢汉行动的同时，驻守川康地区的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也开始了行动。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成都，曾要求他们前来面见，以期配合胡宗南进行“川西决战”，但是三人皆“避不应召”，与卢汉抱病不见“如出一辙”。蒋介石的无奈与绝望难以言表，他在这种境况下仍坚持留在成都只是为了胡宗南：“本人一旦离蓉，彼等或可联合发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继续留蓉，必使胡宗南的部队部署完妥后再定行止。”然而，没等蒋介石离开，九日，在卢汉通电起义之后，国民党西康省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领国民党军第二十四、第九十五军和二三五师在四川彭县通电全国起义。

蒋介石宣布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十四时，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

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二十三时辞世，蒋介石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

此刻，在四川的北面，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右翼第六十二军从甘南出发，向江油、绵阳攻击前进；中路第六十军沿川陕公路过广元、剑阁直指绵阳；左翼第六十一军翻越秦岭，直下川东重镇巴中，继而攻占南部，逼近潼川。第十八兵团的十万大军即将突进成都平原，与从重庆向西推进的陈锡联的第三兵团，从贵州向北推进的杨勇的第五兵团一起，对国民党军最后的残余部队形成南北夹击态势。

宋希濂被从左右两翼迫近的解放军挤压到川西南地区。

十二月八日下午，宋希濂听到了对他来讲可谓致命的消息，驻守宜宾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起义了。

宜宾，在宋希濂的身后。

而宋希濂的眼前是山高水急的大渡河谷。

宋希濂对各位军官说：“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危险，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越过越艰苦，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候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起去干的，便同生共死，一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三千人的队伍中，几十名军官领了遣散费走了。宋希濂把携带的金子散发给各部，有的发一百两，有的发五十两，发完了金子队伍再次上路。

十四日下午十四时，走到犍为县城西南一个名叫清水溪的小镇时，部队正要停下来生火做饭，镇子上的人突然纷纷向镇外跑去，有人喊：共产党离镇子只有五里地了！宋希濂急忙率领队伍向南跑，刚跑出五六里路，清水溪已枪声一片。

四十二岁的湖南人宋希濂正值壮年。他十七岁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先加入国民党，再加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和廖仲恺，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黄埔同学陈赓。一年后，宋希濂退出共产党，他说这只是因为军队成员不能跨党，但他保证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只是，作为蒋介石的门生，他还是率部参加了对共产党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六月，身为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执行蒋介石就地处决瞿秋白的命令，将这位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枪杀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内。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希濂以三十六师师长之职率部参加“八一三”战役，在近三个月的浴血作战中，部队因伤亡巨大，在战场上接连四次补充兵员，每次一千五百至两千人，最终，上战场时近九千兵力的三十六师，以一万二千人的伤亡代价重创日军。一九三八年，三十一岁的宋希濂出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之后，他率部参加武汉外围会战，率领三个师鏖战日军第十三、第十四师团，歼灭其各一部。一九四一年冬，他以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之职入缅作战，当时的《纽约时报》称：“宋希濂将军及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云南省及缅甸发动之攻势，动人心魄，而未被注意，惟彼未被歌颂之英雄，在未被歌颂之战役中，克服雨季之障碍击败日军，在此次战争之历史上，用鲜血写下英勇之一页。”一九四六年十月，宋希濂出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一九四八年夏，在南京国民党军最后一次全体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告诉他，不用回新疆了，即刻上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由于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宋希濂最终还是回到了湘鄂西，蒋介石要求他经营好湘西与鄂西借以屏障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