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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俄界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这一文件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从俄界出发向东北方向，至腊子口三百八十里。

红军出发的第一天，就走进了原始森林中的白龙江河谷。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岷山主峰，流经甘肃和四川交界处的河段是其最险要的地段，江水在乱石中奔涌，两岸绝壁如削，一条古老的栈道高悬于绝壁之上。栈道在绝壁上打孔架设而成，上面铺有木板，高悬于距江面一二十丈的半空，仅容单人通过。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甘南，当地的反动武装对栈道进行了破坏，有的地方木板被拆下来扔到白龙江里，有的地方横插在悬崖上的木桩已被拔掉。红军官兵一路走过来，还没见过如此危险的栈道，队伍小心地贴着悬崖向前蠕动。走到栈道被破坏的地方，红军停止了前进。悬崖对面的森林中不断打来冷枪，栈道上没有地方可以隐蔽，想还击，满眼林木寻不到目标，队伍中不断有人负伤或牺牲，被子弹打中的官兵摇晃着跌下河谷，在湍急的江水中瞬间就没了踪影。必须寻找木材修栈道！于是，从栈道被破坏的地方开始，口令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下去：“可以砍树的地方赶快砍树，能够买到木板的地方用现洋购买。”就这样，口令一直传到还没有走上栈道的红军那里。等了大半天，木材和木板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过来。队伍在栈道上停留的时间太久，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官兵们只能往干渴的嘴里塞点炒麦子。

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耿飚的马在栈道上嘶鸣不已，因为害怕，马不但不走还乱蹦乱跳，这样一来随时可能掉下深渊。马夫老谢想尽办法哄着这匹马，抚摩它，跟它说话，给它麦子吃，但是哄着哄着，他身子一歪，从栈道上掉了下去，前后的战友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老谢已经不见了。老谢是福建建宁人，却有一脸北方人的络腮胡子，憨厚的性格深得红军官兵的喜爱和尊敬。从苏区出发的时候，他负责的是一头大黑骡子，一路上无论多么危急的关头，他始终拉着大黑骡子，无论骡子还是物资没有一点损失。部队到两河口的时候，大黑骡子突然丢了，难过得老谢好多天不吃饭，只是闷着头吸旱烟。上级重新给了他一匹马后，老谢对马的照顾更加精心了。红军队伍过草地时，他把身上的干粮全给马吃了，自己一个劲儿地掏棉衣里的棉絮往嘴里塞。第一师走出草地的那天，官兵们一看，老谢身上的棉衣里面都掏空了。

直到晚上十一时，红军的队伍才陆续从栈道中走出。

摩牙寺是一座有四百多名喇嘛的洁净寺院，红军路过的时候，开阔的寺院院子里鹅黄色的菊花正在盛开。

红军沿着白龙江继续向东北方向走，队伍里有干部说：“前面有一道险要的关口，一军团正在那里抢关呢。”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并特意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与刘伯承”，电报的口气愈加严厉了：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九月十四日

中央电报发出的时候，红一军团正向腊子口全速前进。

国民党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被送到成都。报告说，在腊子口附近发现“赤匪不足万人，没有后续部队”。

情报让蒋介石火冒三丈。看来把红军围困在草地里的计划算是落空了。但是，走出草地的红军为什么又分开了呢？蒋介石左思右想就是理不出头绪。情报说即将到达腊子口的那股红军是林彪的部队。这是一支极具大规模运动能力的红军，他们一进入甘南就径直向东北方向而去，蒋介石在地图前站立了很久，他把目光沿着甘南朝东北方向一路看去，最后看见的是中国西北那片被黄土覆盖的土地，那里是陕北。

蒋介石立即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发出一份“赏格令”，朱绍良随即把这份最新的“赏格令”转发给了他认为红军有可能路过的各县：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七日］亥［九至十一时］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斩匪首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2.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3.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0172［原件电码，未译］。

希通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朱绍良。覃［十三日］午总参池。

刚刚还是晴天，突然就下起了暴雨。

晚上，大雨中向导迷失了方向，红军的行军被迫停下。

毛泽东和官兵们一起在大雨中坐到天明。

九月十一日早晨，徐向前在前敌指挥部听说叶剑英走了，军用地图也被带走了，他一下子想起头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院子里问他的那些话，想起毛泽东告辞后渐渐远去的高大而消瘦的背影，徐向前这才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他愣在乱哄哄的前敌指挥部里，任凭陈昌浩来来往往地叫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这一天，只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徐向前打来一个电话，告知部队北进的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而红一军团部队“即将北撤”，让徐向前“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率领红一军团一直在俄界等着大部队的林彪还以为编入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跟进北上。这座悬崖险桥位于一百公里之外，如此的距离“绝非一天所能赶到”，更何况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此刻正在松潘与胡宗南部的对峙中，还有近千名在攻打包座的作战中负伤的重伤员需要安置，徐向前根本无法“派兵前往”。

晚年，徐向前忆及此夜，依然痛心不已：

……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阿坝额尔登寺院的大殿里光线很暗。

出席川康省委扩大会的省委委员，红军总部、工会、青年团、妇女部、儿童团的干部约一百多人。

张国焘开始了他几乎持续了一整天的长篇讲话。

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目前中国红军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之后，他全面阐述了南下的正确和北上的错误。张国焘深知现在他迫切需要得到广大红军干部的认同，为此他不断地挑拨红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情绪，说中央利用红四方面军以牺牲打开的北进通道自己溜了；说他们的秘密出走让蒋介石以为红军的中心仍然在毛儿盖，因此不会去追击进攻他们的队伍；说他们单独北进的行动已经引起敌军注意，这将导致如果我们随后跟进，很可能遭遇敌军的凶狠阻截；说毛泽东走的时候把缴获的粮食等重要物资都烧毁了，为的是给红四方面军官兵造成更大的困难等等。张国焘煽动性的讲话，获得了强烈的会场效果，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竟然伤心得哭出了声——从警卫员开始就一直跟随张国焘直至成为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回忆说：“在四方面军里，只知道有张国焘，不知有毛泽东，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那个勇气，也缺乏那样的觉悟。”

红四方面军官兵大多是四川人，因此对于南下计划张国焘描绘出的是一幅光明美丽的前景：“明知道北上是一条死路，还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着他们走，其用心不是想断送四方面军吗？他们已经把十万红军拖垮了，难道还要把四方面军葬送吗？他们走了也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南下英勇作战，咱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到成都过新年去！”

会场上一片欢呼。

张国焘请朱德讲话，被朱德当场拒绝。

朱德的态度引起了会场上的愤怒情绪。

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说，怎么喊，就是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