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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官兵每人身上都有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走路时带着，露营时抱着，如果能够有块相对干燥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的话，他们就枕着这个袋子。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也不例外。由于不识字，他把他那个笔画很多的“谢”字用白线缝得很大，歪歪扭扭的。谢益先入伍前是一个赤贫的农民，红军到达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帮助红军带路，结果红军走后他的父母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自己的小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红军。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十六岁。红军大部队刚一进入草地，小红军谢益先就遇到了迷失在草地里的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开始吃干粮，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两天后，他走路开始摇晃，副班长就扶着他走；第四天，谢益先一头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当这支红军部队到达草地边缘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的那个干粮袋上缝着歪歪扭扭的一个“谢”字。副班长顿时声音哽咽，他告诉那对母女小红军谢益先已经死了。那位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到部队走远了，官兵们还能听得见她的哭声。

先头部队出发后的第三天，毛泽东走进松潘大草地。

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道：

天空像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久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幸好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我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与毛泽东走在一起的，是红军中的老同志和女红军。这是一支衣衫奇特的队伍。为了避寒，羊皮、狗皮被用来缝成衣服和鞋子。由于缺少雨具，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块草编的垫子，下雨的时候遮挡在头上，休息的时候放在屁股下面。因为草地中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露营时大家都忙着试图点起一堆火。极度的潮湿令火很难点燃，无论谁好不容易点着了，大家便都会凑过来围在一起。携带的青稞面粉经雨水浸泡，结成一团黏稠的东西，女红军们小心地弄下一点放在嘴里。头发斑白的徐特立已年近六十，他在红军大学任政治教授，但是生活却如同一名普通士兵。他穿着自己找来的一块旧红布缝成的裤子，披着一件破旧的皮袍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肩上还背着他的干粮袋子，身后跟着分配给他的那头小毛驴。毛泽东问徐特立为什么不骑驴，他回答说驴背上驮着三个学生的行李，还有他的书籍。遇到掉队的官兵，徐特立总是停下来用湖南方言笑着说：“同志，快宿营了，努力呀！”

红军断粮以后，警卫员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谢觉哉老人跟着他们一起找，居然找到一张烂马皮，这让他很是兴奋。他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将马皮切成小块块，然后在瓦盆里煮。煮的时候，女红军都围着盆子看，谁知煮着煮着，瓦盆突然炸裂，马皮掉进了火堆里。谢觉哉赶快扑灭火，把零碎的马皮小心地捡起来，找了个铁锅继续煮。煮了很久也煮不烂，于是干脆就这样吃。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几个老红军根本嚼不动，只好生硬地往肚子里吞。林伯渠老人边吞边说：“留得生命在，革命就开花。”毛泽东知道了，由于没有吃到马皮，总是问林伯渠：“那东西如何？”

晚上到了露营地，大家还是挤在一起坐着。开始的时候，他们交流着可以在湿地上睡觉的经验：挖一个洞，把油布铺在洞底，然后躺进去盖上毯子，最后把雨布蒙上。说这样不怕下雨，也不怕敌人骑兵的袭击，因为这等于是个掩体。松潘大草地的夜晚阴风萧瑟，无论怎样交流关于睡觉的经验，实际上既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寒冷和饥饿也令人无法入睡。大家只能互相用体温温暖着，然后听那些曾经去苏联学习过的红军指挥员用俄语轻轻哼唱着：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歌声在漆黑的松潘大草地上低低地飞翔……

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阿坝，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

朱、张二同志：

政治局对于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

（甲）我军到达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线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二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计划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是目前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

（乙）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

（丙）依上计划，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权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中央

八月二十四日

为了说服张国焘，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认为红军绝不会走进绝路的胡宗南，终于知道红军已经穿过松潘大草地，他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师二九四团火速赶往包座，与驻守包座地区的另一个团会合，在包座至阿西茸一线阻截红军。

包座，位于松潘大草地的东北方向，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包座分为上包座和下包座，两个村镇相距数十里，包座河贯穿其间。这里山高林密，国民党军利用山关隘路修筑起碉堡构成了坚固的阻击阵地。

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如果红军不能打下包座，就只有被迫退回松潘草地。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决定必须要把包座拿下。鉴于红三军团还没有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过草地时伤亡太大，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把进攻包座的任务交给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虽然这两支部队走出草地后仅仅休整了不到三天。

徐向前拟订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第八十八师和第八十九师各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方向，相机打援；以第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一军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包座西边的巴西、班佑地域待机。作战指挥部设在上包座与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这是红军走出松潘草地后的第一仗，是能否脱离绝境进入甘南的生死之战。

参战部队在倾盆大雨中出发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官兵刚刚走出草地，身体十分虚弱，一些官兵仍处在极度的饥饿中，大雨中的急行军使不少官兵掉了队。在行军的路上，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制定了战斗部署：由于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遂决定第八十九师首先攻击包座南部大戒寺的守敌，然后至少集中五个团以上的兵力打其增援部队。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第八十九师前卫部队二六四团抵达大戒寺，并立即开始攻击。大戒寺北面是一座大山，寺前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东面就是那条包座河。几天前，国民党军二九四团奉胡宗南的命令自樟腊向包座疾行，在约两百公里的急行军中，因为道路崎岖、气候恶劣、给养缺乏，虽然在红军之前抢占了包座，但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信心全无：“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患病倒毙者所在皆是，精神至为疲软。”好不容易到达包座后，二九四团奉命驻守大戒寺。他们围绕着寺院紧急修筑各种工事，且在寺院内储藏了大量的粮食，准备据险坚守。红军二六四团的攻击并不顺利，官兵们在体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对敌人展开了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由于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红军没有攻坚的火炮，加上大雨如注，河水暴涨，进攻从下午三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二六四团的红军官兵仅仅攻占了大戒寺外围的几个碉堡。从一个俘虏的口中，程世才和李先念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敌第四十九师主力正向这里紧急增援，将于明天到达包座。根据这个情报，程世才和李先念决定，停止对大戒寺的强攻，改为严密包围，相机调动主力全力打援。

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红军第三十军虽为一个军，经过缩编实际上只有两个师，且装备很差。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程世才和李先念最后决定，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增援之敌的必经之路上打伏击。

第二天上午，伏击部队进入隐蔽地点。

整整等了一个昼夜，官兵们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在饥饿和困倦中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当终于看见增援敌人的先头部队时，红军官兵几乎喊了起来：“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为了把敌人全部引进伏击圈，红军派出一支小部队节节抗击，同时对大戒寺的守敌再次发动猛烈进攻，令大戒寺的守敌不断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增援。伍诚仁师长终于火了，命令所有的部队，包括后卫，向大戒寺全速前进。

下午三时，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

这是一场装备悬殊的生死之战。当隐蔽在山林高地上的红军在骤然响起的军号声中潮水般地冲过来时，伍诚仁立即意识到他率部从西安辗转至此迎来的竟然是最可怕的结局。沿着包座河东岸，几十里的山路上，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拼刺刀的厮杀声。枪弹横飞，硝烟弥漫，伍诚仁拿着望远镜却什么也看不清。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人。红军官兵在向敌人出击的那一瞬间完全忘记了饥饿与疲惫，他们奋不顾身地把第四十九师的增援部队截成了互不联系的三截。

被分成了数股的国民党军，利用树林、岩石和河岸边的土坎为掩护拼命阻击。敌人的大炮和机枪火力很猛烈，而红军官兵的手榴弹大多是自制的马尾弹，杀伤力不够，于是他们挥着大刀直接向敌群冲去。最后的时刻，红三十军军、师、团的预备队，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和机关干部、宣传队队员，甚至炊事员和饲养员全部投入了搏斗，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也到达了最前沿。

混乱中，伍诚仁的指挥部遭到攻击，他不得不带领警卫队进行反击。结果这一次他的胳膊被打断了。他的一个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被红军包围后，无论如何不肯向红军投降，当红军官兵举着大刀冲到眼前的时候，这个团长竟和副团长抱在一起跳进汹涌的包座河自杀了。第四十九师投降的士兵跪成一片，受伤的师长伍诚仁也终于被红军按倒在地。红军官兵把他押到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面前。郑维山立即命令把他押到军部去。押解的路上大雨狂暴，伍诚仁拖着自己断成了两截的胳膊趁机跳进包座河——他最后竟得以活着逃脱。

与红三十军同时打响战斗的还有第四军。第四军负责攻击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一团。负责主攻的第十师官兵在攻占外围要点后突入寺院。补充第一旅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的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第十师师长王友钧，年轻的红军师长立刻明白了军长的意思。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过去。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过去。

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交通队的李德生班长跟随着王友钧，一边砍杀敌人，一面保护着师长的安全。冲进寺院后，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的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然后交通队的官兵向最后残余的敌人发动了猛攻。

李德生刚想往上冲，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友钧杀声顿止，他扭头一看，师长已经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

李德生抱起了他的师长，王友钧的脸被鲜血染红——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王友钧，湖北广济人，十九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至川陕根据地，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