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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明末知识分子学佛参禅成风，中郎是不以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则为湖魔，入则为

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出世。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

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达摩舍太子出家，中郎认为是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他批评道

：“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人活世上

，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藏的所在。若说出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

这个血肉之躯，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网。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网中即可作自

由跳跃。死是每种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中郎认为，儒道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

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道士“以留形为不死，

是故锻金炼气”，释子“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

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

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

。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

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

。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

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

。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入思考，而结论也

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

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朴的道理上。对于这些道理

，许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胸。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罗近溪说：“

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

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性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

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

19923

父亲的死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

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

。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我说忽然，因为父亲活着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

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从少年时代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那时候家

里子

女多，负担重，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情形，我就当他面抄起一本书，头不回

地跨出家门，久久躲在外面看书，表示对他的抗议。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第一封家信洋洋洒

洒数千言，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听说父亲看了后，只是笑一笑，对弟妹们说

：“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

年纪渐大，子女们也都成了人，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然而，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

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有一年他

来北京，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我有点惶恐，怕一路上两人

相对无言，彼此尴尬，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了去。

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最近十余年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我知道

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便把这件事当作好消息报告了他们。我在信中说，我和妻子都希望

生个女儿。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说无论生男生女，他都喜欢。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

，我心里明白，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谁能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就接到

了父亲的死讯。

父亲死得很突然。他身体一向很好，谁都断言他能长寿。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

子，到菜场取奶和买菜。接着，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然后，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