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第1401-1450行） (29/66)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这儿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第二部上篇(6)-我的书与梦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易经》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易经》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易经》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